医道蒙尘，小中医道心未泯 猪苓仙踪：从粪壤到琼膏（下卷）

下卷：声名渐起，终成圣品

第五回 岁月流转，医道传薪

春去秋来，云樵已从青崖坞的少年长成鬓角染霜的老者。老苍伯留下的桦树皮记录，被他视若珍宝，每日摩挲研读，又在实践中不断增补。此时的猪苓，早已不是村人眼中“秽物”，而是青崖坞及周边村落治疗水湿之病的“神药”。

一日，邻县遭遇百年不遇的暴雨，山洪过后，疫病横行。患者多发热恶寒，头身困重，继而全身水肿，小便不利，医者皆束手无策。县令听闻青崖坞有治水肿的妙药，亲自带人来求。云樵忆起老苍伯“五运六气”之教：“今年水运太过，湿邪弥漫，当以渗湿利水为主，辅以解表散寒。”便取猪苓配伍麻黄、杏仁，制成“猪苓散”，令患者温水送服。

有个叫李三郎的农夫，染病最重，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服药后当晚便汗出如雨，尿量陡增。三日之后，肿势大减，能下地行走。县令惊叹不已，欲将猪苓纳入官药，却被云樵婉拒：“此药生于山野，当惠及万民，若为官家垄断，恐失其本。”他将猪苓的采挖时节、炮制方法（洗净切片，晒干或烘干）、配伍禁忌（忌与辛热燥烈之药同用，恐伤阴津）一一告知县令派来的医工，让其广传民间。

云樵晚年，收了两个徒弟，一曰“木生”，善识草木；一曰“石田”，精于炮制。他常带二人入山，指着野猪坪的猪苓道：“此物春生时得木气，能疏肝利水；夏长时得火气，可清热利湿；秋收时得金气，能润燥利水；冬藏时得水气，可温阳利水。采之当顺四时，用之当合五行，此乃‘天人合一’也。”木生与石田谨记教诲，将猪苓的医道一代代传了下去。

第六回 典籍初录，名正言顺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南朝。此时天下稍定，文人雅士开始整理前人经验，编纂医书药志。有位叫陶弘景的名医，遍访名山，搜集民间草药，偶然听闻终南山有“野猪粪”能治水肿，便亲自前往青崖坞考证。

彼时云樵的徒孙“松年”，已是青崖坞的主事医者。他听闻陶弘景到来，倒履相迎，将祖传的桦树皮记录献上。陶弘景细细翻阅，见上面记载着数十则猪苓治病的病案：有治妊娠水肿用“猪苓白术汤”的，有治淋证用“猪苓滑石散”的，还有治湿温病用“猪苓汤”（猪苓、茯苓、泽泻、阿胶、滑石）的，条条皆是实践所得，不由击节赞叹。

松年引陶弘景入山，亲临野猪坪。时值仲夏，猪苓正值盛长，黑亮的菌核隐在腐叶间，确如野猪粪便。陶弘景蹲下身，拨开土层，见其根系与松树根相连，笑道：“此物寄生于木，得土之精，其性利水，正如《内经》所言‘土能制水’。”他又取一枚新鲜猪苓，掰断闻之，曰：“气微，味淡，性平，归肾与膀胱经，确是利水渗湿之良品。”

回府后，陶弘景在其编纂的《本草经集注》中，郑重记载：“猪苓，味甘，平，无毒。主痃疟，解毒……利水道。生衡山山谷及济阴、宛朐，二月、八月采，阴干。似猪屎，故以名之。”这是猪苓首次载入正式医典，“野猪粪”的俗称虽未被摒弃，但其“猪苓”之名，终得正典认可，完成了从“民间野物”到“药用正品”的跨越。

第七回 医家争鸣，猪苓显功

唐宋以降，中医理论日臻完善，猪苓的应用也愈发广泛，成为历代医家治疗水湿病证的常用药。时有“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朱丹溪，倡“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说，善用猪苓治疗湿热下注之证。

一日，有富商之子，沉迷酒色，渐致小便频数，尿色浑浊如膏，伴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诸医皆以“肾虚”论治，投补药无数，反致病情加重。朱丹溪诊之，见其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断曰：“此非纯虚，乃湿热下注，扰动精室所致。若再用温补，无异于抱薪救火。”便处以“猪苓汤”（猪苓、茯苓、泽泻、阿胶、滑石），嘱其戒酒色，清淡饮食。

富商半信半疑，其子服药三日，尿色渐清，频数减少。连服半月，诸症皆消。朱丹溪叹曰：“猪苓淡渗利水，能引湿热从下焦而出；阿胶滋阴，防利水伤阴；滑石清热通淋，此乃‘利湿而不伤阴，滋阴而不恋湿’之妙，合‘七情’中‘相畏’‘相使’之理也。”

与此同时，另一位医家张元素，着《医学启源》，对猪苓的性味归经阐释更精：“猪苓，气平，味甘，甘苦而淡，甘平而润，降也，阳也。入足太阳经、少阴经。”他强调猪苓“能利水道，除湿满”，并指出其与茯苓的区别：“茯苓入脾与胃，猪苓入肾与膀胱，虽皆利水，所归不同。”

这些医家的争鸣与阐释，让猪苓的药用机理愈发清晰，其“利水渗湿”的功效被广泛认可，从青崖坞的“地方药”变成了全国通用的“常用药”，离“药用圣品”的美誉又近了一步。

第八回 圣品扬名，惠泽后世

明清时期，瘟疫频发，猪苓在防治“湿疫”中屡建奇功。明代医家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记载：“湿热疫，邪在膜原，渐入脾胃，致水湿内停，可用猪苓、茯苓、泽泻等渗湿之药，导湿从小便而去。”清代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更将猪苓纳入“湿温病”的常规用药，创制了“加减猪苓汤”“猪苓甘露饮”等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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