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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时期作家刘勰的主要着作
《文心雕龙》
译文（参考）：
书名叫做“文心”，因为是谈作文用心的原故。从前涓子写了《琴心》，王孙着过《巧心》，“心”这字真美阿，所以书名采用了它。
书名所以又称为“雕龙”，乃是从古以来的文章，都是讲求雕琢使之文采纷披的缘故，岂只是采用驺奭的修饰文章象雕刻龙文！
宇宙是无边无际的，众人和贤人是纷杂不一的，有的人所以能超出一般人，只是在于有过人的智慧罢了。
年月象刮风一样忽然间便过去了，人们的生命是不停地在新陈代谢，一个人要声誉飞扬，传之不朽，只有依靠着作了。
人的形貌是象天地的，人的性情禀赋了仁、义、礼、智、信，把人的耳目拟做太阳月亮，将人的声音呼吸比成风雷，可见人是超出万物，也可以说是最有灵性了。
人的体形同草木一样脆，人的声名却比金石还要坚，所以士大夫处在世界上，想树立功德制作着述，难道由于爱好辩论吗，实在是不得已呀！
当我七岁的时候，梦见天上垂下一片象锦缎的彩云，我便攀住这片彩云，而且把它采取了下来。
年龄才过三十岁的时候，曾经在夜里梦见自己捧着红色的礼器，跟随孔仲尼向南面行走；早上醒来，不禁油然高兴起来。
伟大的圣人是难得看见的，却承他降梦给我这样年轻的人！自从有人类以来，没有一个人比得上孔夫子的呀。
阐扬圣人的意旨，没有比得上注释经书，但是马融、郑玄那些学者，已把经义发挥得很精微了，即使再有深入的解说，也不能自立一家。
只有文章的作用，实在可以作为经典的辅佐，“五礼”必须凭借她才能写成明文，“六典”必须依靠它才能发挥作用，
君臣的礼仪是因为用文章写出来才显着的，军国的典章是因为用文章写出来才鲜明的，而详细考虑“五礼”和“六典”的根源，没有不属于经典。
可是现在离开圣人的时代很久远了，文章逐渐显得芜杂冗长，辞赋家又喜爱奇特，趋尚于浮泛怪诞，讲究形式，追求华藻，这样离开文章的根本一天比一天远了，以至走上错误的道路，使绮丽文风更加泛滥。
《周书》中讨论到文辞，以为贵于得体扼要；孔夫子提出的教导，十分厌恶异端邪说；
《周书》所说的文辞和孔子提出的教导，所以不同于辞人爱奇，最重要的便是合于体要。于是我便提起笔、蘸着墨，开始着书来论述作文的道理。
详细观察近代作家的作品，论文的着作是多极了：象魏文帝的《典论?论文》，陈思王写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仲洽的《文章流别论》，李宏范的《翰林论》，
都只看到文章的一个方面，很少观察到创作的主要途径；有的是褒贬当时的人才，有的是衡量前辈的作品，有的是浮泛讨论风格雅俗的意义，有的是总括一篇一章的用意。
魏文帝的《典论?论文》精密而不完备，陈思王的《与杨德祖书》辩论敏捷而不一定恰当，应玚的《文质论》文辞华丽而内容空疏，
陆机的《文赋》虽然精巧却零碎杂乱，《文章流别论》似乎精微，却用处不大，《翰林论》涉及广泛却不甚扼要。
还有桓君山、刘公干那些人，应吉甫、陆士龙等作家，也有一些涉及到议论创作的用意，并不能从枝叶问题去探讨根本问题，不能由观看江河的波澜而探索江河的源头。
如果不阐述圣人的经典文章来作为论文的标准，对后辈人考虑问题是没有帮助的。
着述《文心雕龙》这部书，主张文章要以天地宇宙之心为根本，以圣人为宗师，用六经为楷模来定体制，从纬书中分别采用其文彩，向《离骚》学习其通变的方法，写文章的关键，也莫过于这些了。
《文心雕龙》讨论韵文和阐述散文，是分门别类的，对每种文章体裁的论述，既要追溯其起源来说明它随时代的变革，又要解释其名称来表明它所以命名的用意。
更要选出具体篇章来作为一种体裁的范文，最后要阐扬各种文体的创作要求，使它成为一个理论体系，上半部的各篇，纲领就大抵如是了。
《文心雕龙》剖解文情和分析文彩，是有范围和条理的：它陈述了“神思”和“体性”的问题，图解了“风骨”和“定势”的问题，综论了“通变”的问题，考察了“声律”和“练字”的问题，
同时，从时序的不同来论述文学的盛衰，从才略的短长对作家进行褒贬。感概于知音的难得，阐扬了器度的重要，用深长的感情写了《序志》，用《序志》来统帅全书，下半部二十五篇，大略举其篇目也就很明显了。
《文心雕龙》安排体系和确定篇次，一共写了五十篇，这正符合于《易经》中“大衍”的数目，其中真正讨论文章的，只有四十九篇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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