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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城的风，从来没有像今日这般冷。
我穿着整齐的朝服，衣袂被风卷得猎猎作响，绣着獬豸的袖口在晨雾中若隐若现——那是御史大夫的官徽，本该象征公正，此刻却像个讽刺的印记。
士兵的铁槊抵在我后心，推着我踉跄前行，脚下的石板路浸着晨露，滑得让人几乎站不稳。
街角的老槐树在风中发出沙沙的声响，枝桠间漏下的月光，像极了十二岁那年彭城驿馆的夜。
那时我随父亲赴任，宿在驿馆。
深夜里，刺客的刀光映着槐树影，阿宁刚满十岁，还不会武功，却把我推进枯井。
我至今记得她推开我时掌心的温度，带着孩童的柔软，却又异常坚定。
她抱着装满槐花的锦囊冲出去，井底的我听见她的尖叫混着花瓣簌簌掉落的声音，每一声都像扎在心上的针。
爬上来时，她缩在槐树根下，鬓角插着半支断簪——那是母亲留给她的唯一信物，衣襟上绣着的并蒂莲被血浸成黑红，花瓣边缘卷曲，像烧过的纸。
她看见我时，嘴角还挂着笑：“大人的朝服没脏就好。”
那时的我不懂，为何她总把我的安危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直到后来才明白，从父亲在人牙子手中救下她的那一刻起，她的命就和我绑在了一起。
此刻刑场的石板路，与当年驿馆的青砖竟有几分相似，只是这次换我穿着染血的朝服，走向生命的终点。
三个月前，父亲站在庭院里，望着满树的槐花，轻声叹道：“错儿，你可知这削藩之举，会让多少人对你恨之入骨？”
他手中的青竹杖轻轻敲打着地面，杖头的铜铃发出细碎的声响，那是他年轻时任廷尉时的旧物，如今已布满铜绿。
我放下手中的竹简，看着父亲日渐苍老的面容，两鬓的霜雪比去年又重了几分，心中一痛。
父亲一生清廉，本可在家安享晚年，却因我卷入这政治的漩涡。
“父亲，如今诸侯势力膨胀，齐国七十余城，楚国四十余县，吴国擅铸钱煮盐，富可敌国。”
我指着竹简上的《削藩十策》，墨迹未干，“若不削藩，天子威严何在？宗庙社稷又如何安稳？当年贾谊上《治安策》，言‘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如今正是践行之时。”
父亲苦笑着摇头：“错儿，你可知贾谊为何郁郁而终？急则生变啊。”
他转身望向槐树，月光透过枝叶洒在他肩上，像落了一身的雪，“高祖分封子弟，原是想屏藩王室，如今却成尾大不掉之势。然诸侯皆高祖血脉，陛下刚继位，根基未稳，若强行削地，难免逼得他们联合反叛。”
“那便任由他们坐大？”我忍不住提高声音，“七国之地已占天下半壁，若等他们羽翼丰满，再想削藩，难如登天！”
父亲沉默许久，忽然从袖中取出一卷竹简，递给我：“这是为父早年写的《诸侯论》，你看看。”
我展开竹简，只见上面写着：“削藩者，宜分其权而非夺其地，收其财而非削其爵，循序渐进，方为上策。”
墨迹斑驳，显然写于多年之前。
我心中一震，忽然想起文帝时，父亲任太子家令，曾与贾谊争论削藩之策，当时我尚年幼，只记得父亲说“欲速则不达”。
如今再看这竹简，才明白父亲的深意。
但那时的我，只当这是父亲的担忧，却不想，他竟在三日后服毒自尽。
临终前，他特意将我的《削藩十策》藏在槐树根下，怕被叛军损毁，而自己却饮下了景帝赐的鸩酒——不，不是景帝，是袁盎，是那些被削藩触怒的诸侯，借皇帝之手，除了他们眼中的绊脚石。
初入官场时，我研习申不害、商鞅之术，以为只要有严刑峻法，便可治国安邦。
汉文帝时，我因善辩和才学被任命为博士，成为太子刘启的家令。
太子对我信任有加，常与我彻夜长谈，讨论如何强干弱枝。
那时初遇儒家博士辕固生，他曾在御前斥我“以法代礼，必失人心”，我却年轻气盛，以“商鞅变法强秦”回怼。
如今想来，朝堂之上从无单纯的政见之争，每一道奏疏背后，都是诸侯钱袋与儒生笔杆的角力——正如袁盎腰间那枚吴王所赠的羊脂玉佩，在晨光中折射出冷光，照见儒法外衣下的利益勾结。
我提出削弱诸侯、重视农业、移民实边等政策，其中《论贵粟疏》被文帝采纳，那时的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以为只要有明君，便可实现心中的理想。
却不知，当我在朝堂上慷慨陈词时，袁盎正与吴王的使者在密室里分金，辕固生的竹简上，写着的是如何用《春秋》大义为诸侯辩护。
刑场渐近，远处传来更鼓之声，咚——咚——，敲得人心惊。
我忽然想起阿宁，此刻她应该在晁府后庭，守着那株老槐树吧？
不知道她是否知道，我即将赴死，不知道她会不会像十二岁那年一样，拼了命来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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