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国“中国财政资源调查委员会”第一次正式会议,在法国公使馆的宴会厅举行。
长条桌铺着雪白亚麻桌布,银质咖啡壶冒着热气,但气氛冰冷如霜。
英国公使萨道义主持会议。这位五十五岁的外交官以冷静着称,此刻却眉头紧锁:“诸位,我们必须在一个月内拿出报告。各国政府都在等消息,军队还驻扎在华北,每一天都在烧钱。”
日本公使西德二郎第一个发言。他四十三岁,是四人中最年轻的,刻意挺直脊背以显示分量:“帝国政府认为,赔款应至少涵盖三大块:一、各**费开支;二、侨民财产损失;三、精神损害赔偿。初步估算,总额不应低于六千万英镑。”
“六千万?”法国公使毕盛差点跳起来,“那是四亿两白银!中国人拿得出来吗?”
一直沉默的德国公使穆默开口了。这位普鲁士贵族留着威严的八字胡,说话像发布军令:“拿不出来,就分期。三十年,四十年,都可以。重要的是抵押——必须用海关和盐税作保,并且由德国银行统一经办支付业务。”
这话一出,萨道义和毕盛对视一眼。
他们知道德国在打什么算盘:控制赔款支付流程,就能收取手续费,还能掌握中国每月的财政流向。更重要的是,这会在金融上把中国绑在德国战车上。
“统一经办可以,”萨道义慢条斯理地说,“但必须由四国共同监管。毕竟,赔款是大家的。”
“还有,”毕盛补充,“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必须参与。我们在印度支那有经验,熟悉亚洲金融。”
西德二郎赶紧跟上:“横滨正金银行也应加入。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最了解其国情。”
穆默脸色沉了沉,但没反对——他知道吃独食会犯众怒。
会议进入技术讨论。赫德被请来作证。
老赫德抱着一摞账本进来,像个老账房先生。他先鞠了一躬,然后开始用平实的英语讲述:
“根据海关档案,中国目前年进出口总额约三亿两,关税按值百抽五计,应收一千五百万两,但实际只收到九百万两——因为免税品太多,走私太盛。如果能将税率提高到值百抽七点五,并整顿走私,关税可达两千两百万两。”
他翻到盐税页:“盐税目前是一千三百万两。如果每斤加征一文,可增二百万两;如果改革盐政,取消引岸制,实行就场征税,还可再增三百万两。”
又翻到常关税:“各口岸常关税混乱,若统归海关管理,年可增三百万两。”
一笔笔算下来,中国“潜力收入”似乎很可观。
但赫德最后泼了冷水:“但这些改革,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来推行。而现在的清廷……”他摇摇头,“恐怕没这个能力。”
萨道义问:“那以现状论,中国最多能拿出多少?”
赫德沉吟片刻:“每年两千万两,是极限。再多,要么加税激起民变,要么拖欠赔款。”
“两千万两……”穆默心算着,“三十年,就是六亿两。按现在汇率,约合九千万英镑。”
“太高了。”西德二郎摇头,“按这个数,中国前十年都得借钱付赔款。而能借给他们的,只有我们。”
这正是列强想要的:逼中国借债,用税收抵押,从而控制中国经济。
但毕盛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中国借了债,却还不起利息怎么办?难道我们派兵去收税?”
赫德笑了,那笑容里有种看透世事的悲凉:“那就只能……换一个能还得起债的政府了。”
这话说得轻,落在众人耳中却重如千钧。
换政府?谁来换?怎么换?换了之后,新政府会承认这些债吗?
这些问题,没人敢深想。
同一时间,贤良寺西跨院。
李鸿章躺在病榻上,身上盖着厚厚的锦被,但依然冷得发抖。七十八岁的他,自从去年在广东吐血后,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可朝廷的电报一封接一封,慈禧在西安催,光绪在行在问,各国公使在京城逼。
“中堂,”幕僚于式枚捧着刚译好的电报进来,“刘岘帅(刘坤一)和张香帅(张之洞)联名来电,说已在上海与英、美领事接触,试探降低赔款的可能性。”
李鸿章接过电报,手在抖。老花眼看了半天,才看清字迹:“……可争者三:一曰降低本金,二曰免现银赔付,三曰减年息。然各国态度强硬,尤以德、法为甚。”
他放下电报,闭上眼睛。
降低本金?难。列强摆明了要狠宰一刀。
免现银?可能可以谈——中国确实没那么多现银,用关税抵押分期支付,列强反而更能控制。
减年息?这是关键。按五厘算和按四厘算,三十年差出上亿两。
“给香帅回电,”李鸿章睁开眼,声音嘶哑,“重点攻年息。可私下向英、美示好,言明若利息较低,将来商务、铁路等利权可优先考虑。另……可透露俄国在东北之贪欲,暗示若赔款过重,中国无力制俄,于各国均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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