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集团的资金与技术活水注入北江智装,犹如一剂强心针,让这家老牌国企的上市之路骤然提速。战略协同项目组高效运转,新的管理制度逐步推行,连车间里老师傅们讨论永泰“精度标准”的声音,都透着一种久违的紧迫与活力。然而,赵江河深知,资本市场最锋利的探照灯,照向的绝非表面的欣欣向荣,而是那些隐藏在历史褶皱深处、可能将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的“暗雷”。徐海川领导的深度审计,就是那双在泥土中细细翻检的手。
审计报告的中期反馈,在赵江河的案头堆起了厚厚一摞。大部分是流程瑕疵、成本控制不精等“常见病”,整改方案已在拟定。但其中一份以加粗字体标注、仅有三页的《重大事项风险提示摘要》,让赵江河的目光瞬间凝固。
报告核心指向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北江智装职工持股会”。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国企改制浪潮中,为筹集资金、绑定员工,北江智装(当时还是机床厂)成立了职工持股会,数百名员工以现金出资,通过持股会间接持有公司一部分股权。这在当时是普遍做法,也是改革勇气的象征。然而时过境迁,随着老员工退休、新人入职、股权私下转让,持股会早已面目全非。审计发现主要存在三大“雷”:
1. 股权代持混乱:原始凭证缺失,许多持股员工名单与实际出资人严重不符,存在大量“幽灵股东”或“一层代持、二层代持”的模糊地带。
2. 转让定价随意:历年来的内部股权转让,价格从一元到几十元不等,完全无规则可循,极易被追溯为利益输送。
3. 法律主体存疑:持股会本身的法律地位模糊,其作为股东的权利义务从未清晰界定,与《公司法》存在潜在冲突。
“这个问题不解决,上市申报材料中‘股权清晰’这一条就直接被否。”徐海川在赵江河办公室,指着报告,面色严峻,“而且,涉及普通职工,敏感度极高。动,可能引发群体**件;不动,上市大门直接关闭。”
赵江河沉默地看着窗外。初夏的暴雨说来就来,豆大的雨点猛烈敲击着玻璃窗。这果然是一颗最棘手的“雷”——埋在群众之中,牵涉历史情感,关乎稳定大局。韩鹏若是知晓,恐怕会乐于隔岸观火,甚至暗中期待赵江河在此踩雷。而刘建业董事长最关心的,也必然是“稳定”二字。
“涉及多少职工?当前主要诉求是什么?”赵江河问。
“根据不完全统计,关联在册或曾登记过的职工及家属,大约有二百四十余人。诉求非常分散。”秦朗递上另一份他私下调研的纪要,“老一代原始出资的退休职工,担心‘当年的血汗钱打水漂’;中间私下受让了股权的人,希望能‘按市场价变现’;年轻员工则大多不知情或觉得与己无关。但共同点是,都对‘公司要上市’的消息极为关注,认为手里的‘纸’可能要变成‘钱’了,情绪既期待又焦躁。”
“王裕山(智装董事长)什么态度?”
“王董……”徐海川苦笑,“他的原话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最好能维持现状’。他怕惹麻烦。”
维持现状?那就是坐等上市被否。赵江河清楚,这颗雷,必须由他亲手来清,而且必须用快刀,但又不能见血。
他闭上眼,脑海中迅速推演。硬性清退,强行规范,看似高效,但必将点燃职工不满的火药桶,授人以柄。无限期拖延,则满盘皆输。唯一的生路,是在规则与人情之间,找到一条双方都能看见光亮的狭窄通道。
“我们分三步走。”赵江河睁开眼,语气沉稳决断,“第一步,确权。第二步,赎买。第三步,转轨。”
徐海川和秦朗立刻记录。
“确权,是给历史一个交代。”赵江河阐述,“成立‘职工持股会规范清理专项工作组’,我任组长,王裕山、徐总你任副组长。聘请省总工会法律顾问和我们之前合作的金杜律师事务所共同介入。发布公告,启动为期一个月的‘历史股权确权登记’。不追究过往转让是否合规,只以尽可能找到的最早凭证和银行流水为依据,结合多人证明,一次性厘清截至某个基准日,每一份出资对应的最终权益人是谁。 过程完全公开,设立咨询点,工作组驻场答疑。我们的原则是:尊重历史,面对现实,规则透明。”
“这工作量巨大,而且很多可能根本说不清……”徐海川道。
“说不清的,工作组根据现有证据集体合议,无主或权属极度混乱的份额,提请持股会内部投票,授权归入‘待处理资产池’。”赵江河思路清晰,“这一步的目的不是完美还原,而是在法律和情理上,建立起我们已尽最大努力进行善意梳理的证据链,堵住未来可能的法律纠纷和监管质疑。”
“赎买,是给现实一个出路。”他继续,“确权完成后,由北江智装为主体,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公司进行上市前的一次内部公允估值。然后,向所有已确权的持股职工,发出自愿转让要约。我们按照内部估值,提供一个有诚意的收购价格。这个价格肯定低于未来上市后的预期,但必须显着高于他们原始出资和混乱转让的历史成本,让他们切实感受到‘改革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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