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专案组的办公区里,晨光刚漫过窗台,就被满墙的案情资料切割成细碎的光斑。长条会议桌中央,摊着数十份打印整齐的《“景和” 符号排查指引》,每一份都附着三张高清照片 —— 正面俯拍的烙痕全景、200 倍放大的 “景和” 篆体细节、与 “汴京案” 标记的对比图,照片旁用红笔标注着关键信息:“符号直径 0.48cm,圆形边框宽度 0.03cm,‘景’字竖钩带宋代篆书回锋特征,‘和’字口部呈扁圆形”,甚至附上了宋清砚手写的 “景和会标记工艺说明”,详细标注烙具应是 “黄铜材质,微型篆刻模具,加热温度约 300℃”。
沈驰站在桌前,手指捏着一份指引,指腹反复摩挲着照片边缘,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严肃:“从今天起,全市范围启动‘符号排查’专项行动,各部门必须同步推进,哪怕挖地三尺,也要把‘景和会’的痕迹找出来!” 他将指引分发给各部门负责人,目光扫过在场的刑侦、网安、信息组成员:
“网安支队,立刻对接省厅技术处,把符号图像、尺寸参数、工艺特征录入全国公安数据库,重点筛查近五年‘涉宋代文物犯罪’‘秘密社团活动’‘匿名组织标识’三个模块,尤其关注使用古篆符号、涉及合金加工的案件;刑侦支队下属十个分局,每个分局抽派五名经验丰富的侦查员,分片排查辖区内的古籍店、文物修复工作室、民间历史社团、甚至古玩地摊,务必让每个从业者都见过这个符号;信息组,联合市大学历史系、省社科院,检索古今‘景和会’相关档案,从《宋史》到明清野史,从民国社团登记册到现代民间组织名录,哪怕只有‘景和’二字的零星记载,都要整理成册。”
负责对接高校的信息组组长李岩,接过指引就立刻驱车赶往市大学历史系。古籍阅览室里,阳光透过雕花窗棂落在泛黄的线装书上,空气中飘着旧纸张特有的霉味。历史系教授李敬之戴着老花镜,手里捧着一本清代乾隆年间复刻的《临安府志》,指尖在 “景和会” 的条目上缓缓划过:“史书明确记载,景和会在南宋德佑元年(1275 年)就已解散 —— 当时元军逼近临安,组织成员或随宋军抗元战死,或携带秘藏隐居江南,此后近八百年,再无明确的活动记录。”
李岩将符号照片递到李教授面前,又展开宋清砚整理的 “汴京案” 标记对比图。李教授凑近看了足足五分钟,从抽屉里拿出放大镜,反复比对 “景” 字的回锋、“和” 字的口部形态,最终摇了摇头:“这符号确实是宋代景和会的典型标记,我在一本清代抄本《汴京案手札》的插图里见过一模一样的圆形‘景和’篆体,但那抄本在 1950 年代遗失了,只留下几张黑白照片存于校史馆。我们查了近三百年的民间社团登记记录,包括民国时期的‘古物保护会’、建国后的‘宋代文化研究会’,没有任何组织以‘景和’命名,或使用类似符号作为标识。”
信息组的组员小张立刻打开笔记本电脑,调出市大学历史系的 “民间社团数据库”:“我们筛查了全国 87 所高校登记的宋代文化相关社团,共 124 个,逐一比对它们的活动徽章、宣传标识,没有一个和‘景和’符号重合;甚至查了海外华人创办的古董交流组织,也没有发现类似痕迹。”
与此同时,网安支队的办公区里,蓝色的服务器指示灯在机柜上连成一片光海,二十多块屏幕同时亮着,组员们正将 “景和” 符号的像素级特征导入全国公安数据库。队长赵峰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检索进度条,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已经完成‘涉文物犯罪案件库’筛查,共匹配到 17 条相似符号记录,但全是古代文物上的印记 —— 比如 2019 年邻市宋代古墓出土的铜镜、2021 年江西查获的宋代瓷器,没有一条是现代组织使用的痕迹。”
他调出其中一条最相似的记录:屏幕上显示的是一面宋代菱花镜,背面刻着一个单独的 “景” 字篆体,没有 “和” 字,也没有圆形边框。“这只是部分相似,和周天启身上的完整符号差太远。” 赵峰叹了口气,又切换到 “全国民间社团登记系统”,输入 “景和”“汴京”“宋代秘藏” 等关键词,屏幕上跳出的结果全是 “无匹配信息”,“连擦边的组织都没有,这‘景和会’好像真的只存在于古代。”
刑侦支队的侦查员们则展开了地毯式的民间走访。老侦查员老郑带着组员,第一站就去了市古籍馆 —— 这是本地历史最久的古籍收藏机构,登记的古董商、收藏家超过三百人。馆长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名叫周修明,听完他们的来意,从书架最深处抽出一本封面破损的《古玩趣闻录》,翻到第 47 页:“我年轻时听师傅说过‘景和会’的传说,说是专门守护宋代皇室秘藏的组织,成员多是匠人、文人,但解放后就没人再提了。你们说的这个符号,我在那本《汴京案手札》的插图里见过,确实是圆形‘景和’篆体,但那手札在 1960 年代被一个南方商人买走,再也没了下落,连照片都没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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