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故事悟人生 第287章 孙承宗满门殉国与十世孙驱溥仪出紫禁城

万历十一年的秋阳，斜斜地照在北直隶保定高阳的一处农家小院里。院角的老枣树下，一个扎着总角的孩童正捧着本《左传》看得入神，连母亲喊他吃饭的声音都没听见。这孩子便是刚满七岁的孙承宗，日后被崇祯帝比作“汉之孔明、唐之裴寂”的明末第一将。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农家院落里的读书郎，不仅会在七旬高龄率全家殉国，更会在三百年后，以一种跨越时空的方式，让子孙完成自己“孙氏与蛮夷世代为敌”的临终誓言。

第一章 从私塾先生到帝师：藏在笔墨里的兵戈气

高阳这地方，自古就沾着边关的硬朗气——往北走百十里地，就是长城的烽燧。孙承宗的父亲是个本分的庄稼人，却认准了“读书能改命”的理，省吃俭用供儿子上学。孙承宗也真争气，十六岁考秀才时，笔走龙蛇写就一篇《边塞策》，把主考官看得拍案叫绝：“这孩子笔下有金戈铁马气，将来定不是池中之物！”果然，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拿下秀才，次年岁试又拔得头筹，成了高阳城里人人称羡的“神童”。

可神童的科考路，偏生走得磕磕绊绊。考举人时，他因为在考卷里直言“边备废弛，隐患已生”，触怒了主考的京官，愣是落了榜。这一落，就蹉跎了十六年。为了糊口，孙承宗扛起了“私塾先生”的担子，先是在北京御史中丞姜璧家教书，后来又被易县兵备道房守士请去做西席。房守士是个懂兵的官，后来调任大同兵备道，特意把孙承宗带在了身边——就是这一去，让孙承宗的笔锋里，真正融进了边关的风沙。

大同城的城墙根下，总能看见孙承宗的身影。他不跟其他文人似的躲在书房里吟风弄月，反倒爱跟守城的老兵蹲在墙根下唠嗑：“张大哥，您说这长城的烽火台，为啥偏偏在猴儿山那处设一个？”“李大叔，上次蒙古人来犯，您说咱们的火铳为啥打不过他们的弯刀？”老兵们也乐意跟这个没架子的先生聊，一来二去，孙承宗把大同的山川地形、边军布防摸得门儿清，甚至能闭着眼睛画出周边十里的烽燧分布图。晚上回到书房，他就着油灯把这些见闻记下来，渐渐攒出了一厚本《大同边略》。

万历二十二年，三十二岁的孙承宗终于考中举人；又过十年，四十二岁的他站在了殿试的金銮殿上。面对万历皇帝“如何安边”的策问，其他考生都在说些“仁政感化”的空话，唯有孙承宗掏出怀里的《大同边略》草稿，直言不讳：“边患不在外夷，而在吏治**、军饷克扣！若要安边，需先整军，再筑防，后抚民，三者缺一不可。”万历皇帝越听越精神，当即拍板：“这榜眼，就给孙承宗！”

中了榜眼的孙承宗，被派进翰林院做编修，一坐就是十年冷板凳。这十年里，他没闲着——主持乡试时，挑中了后来的文坛领袖钱谦益；主持会试时，又拔了抗清名将傅宗龙为进士。旁人都笑他“放着清福不享，偏要沾这些‘硬茬’的光”，孙承宗却只笑：“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这些孩子眼里有光，将来能扛事。”

转机出现在万历四十二年。孙承宗被调进詹事府，专门教太子朱由校读书。这朱由校就是后来的天启帝，天生不爱读圣贤书，却独独爱听孙承宗讲“边关故事”。孙承宗也不照本宣科，讲《史记》里的李广，就顺带讲大同老兵说的“夜袭敌营”；讲《汉书》里的霍去病，就扯出自己画的边防线图。朱由校听得入迷，常拽着他的袖子问：“孙先生，要是我当了皇帝，你能帮我守住北边的城门吗？”孙承宗总是躬身答道：“臣愿为陛下效死。”

天启元年，十六岁的朱由校登基，第一件事就是把孙承宗升为“经筵日讲官”——这可是真正的“帝师”。宫里的太监都劝孙承宗：“先生现在得圣心，该多求点赏赐才是。”孙承宗却摇摇头，依旧每天揣着那本《大同边略》进宫，讲的还是边关的事。他知道，这大明的北境，已经等不起了。

第二章 督师山海关：用十年筑一道不塌的防线

天启二年的冬天，沈阳、辽阳接连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紫禁城里的暖炉都压不住满朝文武的寒意。努尔哈赤的八旗兵像饿狼似的扑向关内，山海关成了大明最后的屏障。可此时的山海关经略王在晋，却提出了个“馊主意”——再修一道“重城”，要花一百万两白银。朝堂上吵成一团，有人说“该修”，有人说“没钱”，天启帝急得直拍桌子：“孙先生呢？让孙先生来！”

孙承宗一进殿，就把王在晋的奏疏往案上一放：“陛下，这城不能修。”他走到殿中央挂着的舆图前，指着山海关外的宁远城：“宁远城依山傍海，是天然的屏障。若把钱花在修重城上，不如加固宁远，再招募辽兵守边——辽人熟悉地形，又恨后金，用他们守城，比花钱修死城管用。”天启帝眼睛一亮：“就按孙先生说的办！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这个官你当！”

可孙承宗刚上任，就撞上了王在晋的硬茬。王在晋梗着脖子说：“孙大人，我守山海关多年，还能不如你个教书先生懂兵？”孙承宗也不跟他吵，只说：“王大人，咱们去边关走一趟，亲眼看看再说。”两人骑着马，顶着刺骨的北风走了三天，到了宁远城。孙承宗摸着城墙的残砖，对王在晋说：“你看这城，只要补好缺口，再挖三道护城河，就能挡住八旗兵的冲锋。若修重城，一百万两白银要花三年，到时候后金早就打过来了。”王在晋还是不服，孙承宗干脆奏请天启帝：“陛下，若王大人坚持己见，不如调他去南京，山海关的事，臣亲自去督师。”

这一年，孙承宗五十九岁。从翰林院的笔墨纸砚，到山海关的刀枪剑戟，他只用了一道奏疏的功夫。刚到山海关，他就下了三道令：第一，打开粮仓，让挨饿的边军先吃饱；第二，招募辽地流民当兵，“家在辽地，就为辽地而战”；第三，让袁崇焕、满桂这些年轻将领各司其职，不用看老官僚的脸色。

有个老兵偷偷跟孙承宗说：“大人，您不怕这些辽兵反水吗？”孙承宗笑了，指着城墙上“保家卫国”的大旗：“他们的家就在这，反了水，去哪找家？”果然，那些辽兵一个个拼了命地干活，补城墙、挖战壕、练阵法，不到半年，宁远城就从一座破城，变成了固若金汤的军事重镇。孙承宗又带着兵，一路向前修，锦州、松山、杏山……一座座城池被修复，一条条防线被筑起，这就是后来让努尔哈赤头疼了一辈子的“宁锦防线”。

天启三年的秋天，努尔哈赤带着三万八旗兵来攻宁远。袁崇焕站在城头上，按照孙承宗教的法子，用红衣大炮轰得八旗兵人仰马翻。努尔哈赤看着城下的尸体，气得直跺脚：“这孙承宗，到底是个什么神仙？”打这以后，八旗兵再也不敢轻易来犯，硬生生往后退了七百里。孙承宗站在宁远城头，望着北边的烟尘，心里松了口气——这大明的北境，总算能喘口气了。

可朝堂里的刀子，比边关的箭还狠。魏忠贤早就盯上了孙承宗的兵权，派人来拉拢：“孙大人，只要你跟咱家一条心，将来相位就是你的。”孙承宗把来人骂了回去：“我是来守边关的，不是来跟你结党营私的！”魏忠贤怀恨在心，开始在天启帝面前吹风：“陛下，孙承宗手握重兵，又总跟东林党来往，可别出什么乱子。”

天启四年，孙承宗想借着给皇帝拜寿的机会进京辩解。可他刚走到通州，就接到了天启帝的圣旨：“孙爱卿，边关要紧，你且回去吧。”原来，魏忠贤听说他要来，跑到宫里抱着天启帝的腿哭：“陛下，孙承宗这是要带兵来杀奴才啊！”天启帝被哭得心烦，就下了这道糊涂旨。孙承宗站在通州的寒风里，望着北京的方向，心里像被堵了块石头。

转年，山海关总兵马世龙打了场败仗，魏忠贤抓住机会，领着一群太监弹劾孙承宗“治军无方”。孙承宗看着那些颠倒黑白的奏疏，气得浑身发抖，接连上了两道辞呈。天启帝犹豫了好久，最终还是准了。这一年九月，孙承宗卸甲归田，回了高阳老家。临走前，他摸着宁远城的城墙，对袁崇焕说：“守住这道防线，就是守住大明的命。”

第三章 满门忠烈魂：高阳城头的最后一战

孙承宗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么在高阳老家养老了。他把这些年的边关经验写成了《督师全书》，又把诗作编成《高阳集》，每天教子孙们读书、练剑，还总跟他们说：“咱们孙家的人，要么拿起笔写尽天下事，要么拿起刀守住天下土。”

可大明的命，已经快撑不住了。天启七年，天启帝驾崩，崇祯帝即位。崇祯三年，皇太极绕开宁锦防线，从蒙古借道，一口气打到了北京城下——史称“己巳之变”。更糟的是，崇祯帝还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把袁崇焕给凌迟处死了。边关将士人心惶惶，满朝文武没人敢去守通州。这时候，有人想起了孙承宗。

崇祯帝下了道急诏，让孙承宗官复原职，去守通州。接到圣旨时，孙承宗已经六十四岁了。他二话没说，穿上搁置多年的官服，带着几个儿子就往通州赶。到了通州，他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将士：“我知道袁将军蒙冤，可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后金兵就在城外，咱们要是退了，北京就完了！”将士们看着白发苍苍的孙承宗，一个个红了眼睛，齐声喊：“愿随孙大人死战！”

孙承宗用兵还是老法子——先稳住阵脚，再寻机反击。他派儿子孙鉁带着一队骑兵绕到后金兵的后方，烧了他们的粮草；又让侄子孙锦领着步兵在城外挖战壕，打伏击。没几天，后金兵就因为缺粮乱了阵脚，孙承宗趁机率军出击，把皇太极的军队赶回了关外——这就是“遵永大捷”。

战后，崇祯帝拉着孙承宗的手说：“孙先生，多亏了你啊！”可没过多久，朝堂上的争斗又起来了。孙承宗想重新启用之前被罢官的将领，却遭到了兵部尚书梁廷栋的反对。两人吵得面红耳赤，梁廷栋背地里给孙承宗安了个“结党营私”的罪名。崇祯帝本就多疑，听了这话，对孙承宗也渐渐冷淡了。

崇祯四年，大凌河战役爆发。后金兵突然来袭，守将祖大寿仓促应战，最终兵败投降。消息传到北京，梁廷栋又领着人弹劾孙承宗“战略失误”。孙承宗看着奏疏，苦笑了一声——这大凌河防线，本就是他当年规划的，可朝廷迟迟不给军饷，防线没修完就被攻破了，怎么能怪他？可他知道，跟崇祯帝解释也没用，干脆上了道辞呈。这一次，崇祯帝没犹豫，准了。

六十九岁的孙承宗再次回到高阳，这一次，他知道自己再也回不去边关了。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育子孙上，还特意给家里的祠堂写了副对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生为明臣，死为明鬼。”

平静的日子过了四年，崇祯十一年的冬天，多尔衮带着十万清军再次南侵，一路势如破竹，很快就打到了高阳城下。此时的孙承宗，已经七十六岁了。好友写信劝他：“赶紧往南方逃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孙承宗把信烧了，对家里人说：“我是高阳人，高阳就是我的根，我哪也不去。”

他领着全家四十七口人，还有城里的百姓，登上了高阳城墙。城墙不高，也不厚，可孙承宗站在上面，腰板挺得笔直。他让儿子们领着青壮百姓搬石头、运弓箭，让儿媳们烧开水、做干粮，自己则拿着一把生锈的剑，在城头上指挥：“东边的缺口，用沙袋堵上！西边的弟兄们，把弓箭备好！”

清军围住了高阳，多尔衮听说守城主将是孙承宗，派人来劝降：“孙大人，您都这么大年纪了，何苦跟自己过不去？只要您归顺大清，我保您荣华富贵。”孙承宗站在城头上，指着多尔衮的鼻子骂：“你这蛮夷小儿，也配跟我说话？我孙家世代为明臣，就算拼到最后一个人，也不会投降！”

多尔衮被骂急了，下令攻城。清军的火炮轰在城墙上，砖石乱飞，百姓们吓得直哭，可孙承宗的声音依旧洪亮：“别怕！咱们多守一天，北京就多一天准备的时间！”他的儿子孙鉁、孙鋡带着人在城墙上拼杀，身上被砍得鲜血直流，还是不肯退；他的孙子孙之沆、孙之滂拿着弓箭，一箭箭射向清军，箭射完了，就拿起石头砸。

就这样守了三天三夜，高阳城墙还是被攻破了。清军涌进城里，孙承宗的家人一个个倒在血泊里——五个儿子、六个孙子、两个侄子、三个侄孙……四十七口人，没有一个投降的。孙承宗被清军抓住，带到了多尔衮面前。

多尔衮还想劝：“孙大人，您看您的家人都死了，您就算为自己想想，也该归顺吧？”孙承宗吐了他一口唾沫：“我孙家满门忠烈，岂会跟你这乱臣贼子同流合污？”他抬起头，对着天空大喊：“我孙氏子孙，与尔蛮夷世代为敌，必报此仇！”

多尔衮敬重他的骨气，允许他在家中自缢。可孙承宗两次上吊，都被不忍心的清军救了下来。最后，孙承宗坐在椅子上，对两个清军说：“你们动手吧，别让我多受折磨。”两个清军含着泪，用绳子勒死了他。

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帝哭了，下令追赠孙承宗为太师，谥号“文忠”。可当时的朝廷早已没钱，连像样的葬礼都办不起，只能让孙家的幸存者自己把他埋在高阳西北的荒坡上。

第四章 三百年后的回响：从紫禁城赶跑末代皇帝

孙承宗死的时候，以为孙家的血脉可能就断了。可他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年幼的孙子孙之澍，因为被送到外地亲戚家避难，侥幸活了下来。孙之澍长大后，不敢再提“孙承宗”的名字，只在私下里给子孙们讲先祖满门殉国的故事，还把孙承宗的临终誓言刻在了一块木牌上，代代相传。

一晃三百年过去，时间到了1878年。高阳孙家的第十世孙孙岳出生了。这孩子从小就听家里的老人讲孙承宗的故事，每次听到“世代为敌”的誓言，都攥着小拳头说：“我将来一定要为先祖报仇！”他考中秀才后，再也不肯参加清朝的科举——在他眼里，参加仇人的考试，就是对先祖的背叛。

后来，孙岳因为打抱不平，失手打死了当地的一个恶霸，为了避祸，跑到一座庙里当了和尚。可他心里的火，从来没灭过。1904年，他听说保定武备学堂招生，偷偷跑出寺庙，考进了学堂。在这里，他认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还加入了同盟会。有人问他：“你为啥这么恨清朝？”孙岳拿出那块传家的木牌，说：“我先祖孙承宗，满门四十七口都死在清军手里，这个仇，我必须报。”

1909年，孙岳从武备学堂毕业，进了北洋陆军。他表面上是北洋的军官，暗地里却一直在搞反清活动。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孙岳参与策划了滦州起义，可因为消息泄露，起义失败，他被革了职。孙岳没灰心，跑到南方参加了革命军，跟着孙中山闹革命。

民国成立后，孙岳又参加了“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可很快就秘密回国。这一次，他投奔了曹锟，一步步做到了冀南镇守使。1923年，曹锟和吴佩孚把持了北京政府，孙岳看着这混乱的局面，心里很着急——清朝虽然灭了，可末代皇帝溥仪还住在紫禁城里，这算哪门子的“革命成功”？

就在这时，他遇到了老朋友冯玉祥。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10月23日，孙岳带着军队控制了北京的城门和火车站，冯玉祥则率军包围了总统府，把曹锟软禁了起来。政变成功后，孙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去紫禁城，把溥仪给我赶出去！”

11月5日上午，孙岳的军队开进了紫禁城。溥仪正在宫里喝茶，听说军队来了，吓得浑身发抖。孙岳亲自来到溥仪面前，拿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冷冷地说：“你已经不是皇帝了，今天必须搬出紫禁城。”溥仪还想耍赖：“我是大清的皇帝，凭什么让我搬？”孙岳笑了，拿出那块传家的木牌：“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孙承宗的十世孙。三百年前，你祖宗多尔衮杀了我全家四十七口；三百年后，我把你赶出紫禁城，这叫一报还一报。”

溥仪看着木牌上的字，脸瞬间白了。当天下午，他就带着皇后婉容、皇妃文绣，搬出了住了十六年的紫禁城。孙岳站在紫禁城的午门前，望着飘扬的五色旗，心里默念：“先祖，您的誓言，孙岳做到了。”

后来，孙岳做了直隶省省长、河南省政府委员，1928年在上海病逝。临终前，他让儿子把那块木牌和孙承宗的《督师全书》放在一起，说：“告诉后人，咱们孙家的人，不管过多少年，都不能忘了祖宗的骨气。”

尾声 骨血里的誓言

如今的高阳，还能找到孙承宗的墓。墓碑是后人重新立的，上面刻着“明太师文忠公孙承宗之墓”。当地的老人说起孙承宗，还是会竖起大拇指：“咱们高阳的孙榜眼，那可是条铁汉子！”而说起孙岳，老人也会笑着说：“这孩子，没给祖宗丢脸。”

孙承宗和孙岳的故事，像一根跨越三百年的线，一头拴着明末的血火，一头拴着民国的风云。有人说这是巧合，可巧合的背后，是孙家世代相传的骨血——那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忠诚，是“世代为敌，必报此仇”的骨气，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就像孙承宗在《高阳集》里写的：“人生在世，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做到了，他的子孙也做到了。三百年的时光，足以让城墙崩塌、让王朝覆灭，可藏在骨血里的誓言，永远不会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