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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年间，苏州城有个叫沈砚之的画师。这人怪得很，不画花鸟，不描仕女，一门心思扑在人物画上。他画室里堆着半人高的草稿，全是些眉眼模糊的轮廓——有挑着担子的货郎，有敲着木鱼的和尚，还有坐在门槛上晒太阳的老太太。街坊们常扒着窗缝看，说沈画师是着了魔，好好的银子不挣，偏要跟这些“没模样”的画较劲。
“我要画一尊佛。”沈砚之总对来劝他的老友摆手，指尖沾着的松烟墨在蓝布褂子上蹭出黑印，“不是庙里供的那种金粉涂的，是活生生的佛气。”
谁也不懂他说的“佛气”是啥。佛长啥样？经卷里只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可没人见过真容。沈砚之不慌，背着画板走南闯北，遇见过峨眉山的老和尚，眉骨突出像两块老玉；碰见过五台山的小沙弥，笑起来眼睛弯成月牙。他都画了，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那画里的人，要么太静，像块石头；要么太柔，像团棉花。
“佛得有光。”他对着夕阳里的麦浪发呆，手里的炭笔在画板上划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光，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那种。”
这话被风吹着，飘了三年。第三年秋天，沈砚之在杭州灵隐寺后山上撞见了那个人。
彼时那年轻人正蹲在银杏树下，给一只断了翅膀的麻雀抹药膏。他穿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衫，露在外面的胳膊晒成蜜色，指节分明，捏着棉签的样子轻得像怕碰碎了云彩。沈砚之远远站着，看他把麻雀放进竹编小筐，又往筐里塞了把小米，嘴里还念叨着：“明天来给你换药，别乱跑。”
风吹过，银杏叶打着旋儿落在他发顶。沈砚之忽然攥紧了画板——就是他！
那年轻人的眉眼像被秋露洗过，眼窝不深不浅，睫毛密得像两把小扇子，看过来时，眼神亮得像浸在溪水里的鹅卵石。鼻梁挺得正好，不似北方人那般刚硬，也不像南方人那样秀气，偏偏在鼻尖有颗小小的痣，添了几分烟火气。最妙是嘴角，不笑时也微微上扬，像总藏着点欢喜事。
“小哥，”沈砚之走上前，声音都带了颤，“我能请你做个模特不？”
年轻人愣了愣，露出一口白牙：“模特？是画我吗？”
“是画佛。”沈砚之打开画板，指着那些模糊的轮廓，“我找了三年，就想画一尊让人看了心里发暖的佛。你站在这儿，我就觉得……佛就该是这个样子。”
年轻人脸红了，挠挠头：“我叫阿明，就是个种茶的，哪配当佛啊。”
“配不配，你说了不算，我这画笔说了才算。”沈砚之拉着他往山下走，“我给你工钱，一天一吊钱，管饭，咋样？”
阿明想了想，筐里的麻雀啾啾叫了两声。他点点头：“成，不过我得每天回来喂它。”
就这么着，阿明住进了沈砚之的画室。画室在苏州城巷尾，院里种着棵老桂树，九月里香得能醉死人。沈砚之把东厢房收拾出来，铺了新草席，又买了两身青布褂子——他说画佛得干净，不能穿打补丁的。
头天画画，阿明坐得笔直，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沈砚之让他放松：“你就想高兴的事，比如你家茶山春天发新芽，比如你娘做的桂花糕。”
阿明果然笑了，眼睛里像落了星星。沈砚之握着狼毫笔，手腕悬在半空，半天没落下。他怕，怕一笔下去，毁了这股子灵气。
画了整整三个月。沈砚之几乎住在画室，饿了啃口干饼，困了趴在画案上打个盹。阿明也耐心，每天天不亮就从东厢房出来，坐在窗边的太师椅上，有时捧着本佛经看（沈砚之找来的），有时望着院里的桂树发呆。
有回沈砚之画到兴头上，忘了时辰。日头偏西时，阿明忽然站起来：“沈先生，我得回去了。”
“咋了？”沈砚之抬头，笔尖的墨滴在宣纸上，晕开个小点儿。
“今天我娘生日。”阿明拿起墙角的布包，“我昨天摘了新茶，炒好了带给她。”
沈砚之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忽然在佛的耳垂上加了笔淡淡的红——是阿明耳后那颗小痣的位置。他想，佛也该有牵挂，有烟火气，才更让人觉得亲近。
画成那天，苏州城飘起了小雪。沈砚之揭开蒙在画上的蓝布，整个画室都亮了。画里的佛，穿着赭石色的僧衣，左手托着只麻雀，右手拈着朵桂花，眉眼弯弯，正是阿明的模样，却又比阿明多了层说不清的温润。像初春的河水刚化冻，像深秋的月光落满阶，看一眼，心里的烦躁就少了三分。
“成了。”沈砚之蹲在地上，眼泪砸在青砖上，“终于成了。”
他给这幅画起了个名，叫《众生喜》。展出那天，苏州城的人挤破了头。有老太太对着画磕头，说想起了早逝的儿子；有年轻人站在画前红了眼，说这佛像极了他家村口那个总帮人修农具的老光棍。沈砚之的名字，一夜之间传遍了江南。
他给了阿明二十两银子——那是他当时能拿出来的全部家当。阿明攥着银子，手都在抖：“沈先生，太多了……”
“不多。”沈砚之拍着他的肩，“这是你应得的。拿着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
阿明眼圈红了，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走进了雪地里。他的背影还像初见时那样挺直，沈砚之站在画室门口，看着那背影变成个小黑点，心里说不出的熨帖。
他那时以为，这就是故事的结局了。一个画师找到了他的缪斯，一个年轻人拿着钱开始了好日子。
可故事哪有那么容易结束。
三年后，沈砚之的画在京城也出了名。有天夜里，他对着《众生喜》发呆，忽然觉得不对劲。这佛画得再好，总像缺了个参照。就像黑夜里的灯，得有影子才显得亮；春天的花，得有冬天的雪才衬得艳。
“得画个魔。”他摸着下巴，眼睛亮起来，“最恶的那种，恶到让人看一眼就打哆嗦。”
他又开始了寻找。这次比找佛还难。他去过大牢门口，见过满脸横肉的强盗；也混过码头，遇过眼神阴鸷的地痞。可画出来的东西，总带着股刻意的凶，像戏台上演反派的花脸，看着吓人，心里知道是假的。
“魔不是装出来的。”沈砚之把画烧了，烟呛得他直咳嗽，“是从骨头里烂出来的，是眼睛里没了光，只剩下灰。”
又找了两年。这年冬天，他听说南京府衙大牢里关着个死刑犯，据说杀了人，抢了银号，还放火烧了半条街。狱卒说，那小子不用捆，往那儿一站，旁边的犯人都不敢喘气。
“去看看。”沈砚之揣着画具，雇了辆马车就往南京赶。
大牢里阴森得像冰窖。铁链拖地的声音“哐当哐当”响，混着犯人的咳嗽和骂声，让人头皮发麻。狱卒打开一道又一道铁门，最后停在最里面的一间。
“就是他。”狱卒指了指墙角。
沈砚之举起油灯，往里照去。
墙角缩着个男人，头发像堆乱草，遮住了大半张脸。身上的囚服又脏又破，露出的胳膊上全是青紫的伤痕，新旧交叠，像幅丑陋的地图。他慢慢抬起头，沈砚之手里的油灯“啪”地掉在地上，灯芯在冰冷的石板上挣扎了两下，灭了。
黑暗里，只有男人的眼睛在反光。那是双什么样的眼睛啊——眼窝深陷，像两口枯井，眼珠子浑浊得像蒙了层血，眼白上爬满了红血丝，看着人时，不是瞪，不是瞄，是像饿狼盯着猎物，带着股子狠劲，又藏着点说不出的绝望。
鼻子塌了一块，像是被人打断过，歪歪扭扭地趴在脸上。嘴唇干裂起皮，嘴角往下撇着，露出的牙齿又黄又黑，有两颗还缺了角。最吓人的是额头，有道疤从发际线一直划到眉骨，像条丑陋的蜈蚣，随着他说话的动作微微动着。
“画我？”男人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给多少钱？”
沈砚之没说话，他的手抖得厉害。这张脸明明陌生得可怕，可那眉骨的形状，那鼻尖那颗若隐若现的小痣……像根针，猛地扎进他心里。
“你……”他声音都劈了，“你叫什么名字？”
男人扯了扯嘴角，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以前叫阿明。现在？谁在乎呢。”
“阿明？”沈砚之往后退了两步，后背撞在冰冷的铁门上，“你是……杭州灵隐寺后山那个阿明？”
男人忽然就哭了。不是嚎啕大哭，是肩膀一抽一抽的，眼泪从乱发里渗出来，在满是污垢的脸上冲出两道白痕。
“沈先生……是我啊。”
油灯重新被点亮，昏黄的光晃在两人脸上。沈砚之看着眼前这张脸，怎么也没法和记忆里那个喂麻雀的年轻人重合。可那鼻尖的痣，那眉骨的轮廓，明明就是同一个人。
“怎么会这样？”沈砚之蹲下来，声音发颤，“你拿着钱……不是该好好过日子吗？”
阿明抬起头，眼睛里的凶光没了，只剩下一片死寂的灰。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说，像在讲别人的故事。
那天从苏州回去，他确实想好好过日子。他用那二十两银子盖了间新屋，买了两亩好地，还请了个媒人，想给村里的二丫说亲。二丫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他早就瞧上了。
可媒人还没上门，就有人来找他。是邻村的王老三，说城里新开了家赌场，好玩得很，赢了钱能娶三个媳妇。
“不去。”阿明摆摆手，他娘从小就教他，赌钱是败家的根。
可王老三天天来，拉着他喝酒，说男人就得闯闯，守着几亩地没出息。有天晚上，阿明被灌得晕乎乎的，稀里糊涂就跟着进了赌场。
第一次押注时，他手心全是汗。骰子摇得“哗啦啦”响，他闭着眼睛不敢看。等开了盅，周围一片叫好——他赢了，赢了一两银子，抵得上他种半个月的茶。
“咋样？”王老三拍着他的背，“比种地轻松吧？”
阿明的心，就从那天开始偏了。
他开始天天往赌场跑。有时赢，有时输。赢了就去酒馆喝酒，叫上一群人吹嘘；输了就红着眼继续押，总想着捞回来。没过半年，二十两银子就见了底。
“再去借点？”王老三给他指了条路，“李老板那儿利息低，等你赢了就还上。”
他去借了。借了十两，输了；又借二十两，还是输。利滚利，没多久就欠了一百多两。李老板带了人来，把他新盖的屋子拆了，好地也抢走了。
“还不上钱？”李老板踹了他一脚，“跟我去趟城里，有个活，干好了就抵债。”
他跟着去了。那哪是什么活，是帮着李老板放高利贷，去催债。第一次上门时，他看着那户人家的老太太哭着给孙子喂奶，手里的棍子怎么也举不起来。
“没出息的东西！”李老板抢过棍子，把人家的锅砸了，“心软？心软你就得烂在泥里！”
那天晚上，他第一次抽了烟土。李老板说，抽了这个，心就硬了，啥都不在乎了。烟土烧起来有股甜腥味，抽完头重脚轻，像踩在棉花上。果然，再去催债时，听着孩子哭，看着大人跪，他眼皮都不眨一下。
后来，他学会了赌钱，学会了抽大烟，学会了打人骂人。他把王老三打残了，因为王老三欠了他的烟钱；他把李老板杀了，因为李老板想独吞抢来的银子。
“那天抢银号，我其实不想杀人的。”阿明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掌柜的喊了一声，我就慌了……刀就捅进去了。”
他烧了银号，想毁了证据，结果火太大，烧了半条街。跑了没两天，就被抓了。
“沈先生，你知道不？”阿明忽然笑了，笑得比哭还难看，“我有时候做梦，还梦见灵隐寺后山的那只麻雀。我总想，它的翅膀好了没？”
沈砚之的眼泪掉了下来，砸在画纸上，晕开一团墨。他想起那个蹲在银杏树下的年轻人，想起他给麻雀抹药膏时的温柔，想起他接过银子时挺直的背影。
“我给你画完这幅画，”沈砚之拿起笔，手还在抖，“就去给你娘送信。她……”
“别告诉她。”阿明打断他，“就当她没生过我这个儿子。”
画画了整整七天。沈砚之每天从大牢出来，都像被抽走了半条命。他把阿明眼睛里的绝望画出来了，把额头那道疤的狰狞画出来了，把嘴角那股子狠劲画出来了。可画着画着，总觉得哪里不对。
最后一天，他在魔的眼角，悄悄点了一滴泪。
画成那天，南京城飘起了雪，和当年苏州的雪一样大。沈砚之把画挂在画室里，和《众生喜》并排。
来瞧画的人都说，这魔画得太真了，看一眼就浑身发冷。可只有沈砚之知道，那魔的眉眼深处，藏着当年佛的影子。
行刑前一天，阿明托狱卒带了句话给沈砚之：“谢谢先生，还肯给我画最后一张像。”
沈砚之没去送行。他把那两幅画收了起来，再也没拿出来过。有人说他把画烧了，有人说他送给了寺庙。
后来，沈砚之再也没画过佛，也没画过魔。他开始画寻常人：赶车的老汉，织布的妇人，放牛的孩子。画里的人，有的笑，有的哭，有的眉头紧锁，有的眼神明亮。
有回，一个学画的年轻人问他：“先生，您说，人到底是佛还是魔？”
沈砚之指着窗外，那里有个小孩正把手里的糖分给乞丐。他说：“你看，心是甜的，脸上就带糖味；心要是苦了，眼里就落灰。佛和魔，从来都不在画里，在心里头。”
很多年后，苏州城还有人记得沈砚之。说他有两幅画，一幅能让人笑，一幅能让人哭。只是没人知道，那两幅画，原是照着同一个人画的。
就像没人知道，巷尾那棵老桂树，每年秋天开花时，香气里总藏着点说不清的味道——像银杏树下的温柔，像大牢里的叹息，像十年光阴里，一颗心从亮到暗，又从暗里透出点微光的重量。
原来啊，这世间最厉害的画笔，从来都不是狼毫，是人心。你心里装着什么，脸上就会长出什么。就像那雪，落在干净的地方是白的，落在泥里，就成了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