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淑芬下岗那天,窗外的梧桐叶正打着旋儿往下落,像无数只折了翅的蝴蝶,轻飘飘地粘在积着灰的窗玻璃上,又被穿堂而过的秋风卷起来,打着滚儿撞到红光纺织厂斑驳的砖墙上。空气里飘着老厂房特有的气味 —— 潮湿的棉絮味、淡淡的染料味,还有铁锈和机油混合的、属于旧时光的味道,只是今天这味道里,多了些说不出的滞重。
她攥着薄薄的解聘通知书站在红光纺织厂锈迹斑斑的铁门前,指腹反复摩挲着那张打印纸边缘,把 “解除劳动合同证明书” 几个黑字蹭得纸纤维都翻了起来,发毛的边角扎得指尖有些痒,可她像没知觉似的,依旧死死捏着。通知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像小石子,硌得她眼睛发涩:“因企业经营调整,印染流水线停止运营,经双方协商一致,自即日起解除劳动合同……” 她记得昨天签字时,笔尖在 “乙方” 那一栏抖得厉害,墨水晕开一小团,像她当时堵在胸口的泪。
铁门是两扇对开的铸铁门,门轴早就锈死了,平时开关都得好几个人合力推,如今半敞着,像一张沉重的嘴,说不出一句安慰的话。门把手上挂着的 “红光纺织厂” 木牌,油漆掉得只剩模糊的轮廓,边角被风雨侵蚀得卷了边,就像这座办了四十多年的老厂,再也撑不起往日的荣光。周淑芬望着门里那条熟悉的水泥路,路两边的梧桐树还是她刚进厂时亲手栽的,如今已经长得枝繁叶茂,可树下再也不会有骑着自行车、揣着饭盒赶早班的工人了。
身后老车间主任王师傅的叹息声裹着秋风飘过来,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淑芬啊,厂里也是没办法,这印染流水线一停,三百多号人都得……” 他说着,从口袋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抖了半天也没倒出一根烟,最后索性把烟盒揉成一团,塞进裤兜。王师傅今年五十八岁,在厂里干了四十年,从学徒工做到车间主任,手背和胳膊上全是被机器烫出的疤痕,那是他一辈子的勋章,可现在,这些勋章也留不住流水线的轰鸣。
周淑芬回过头,看见王师傅的鬓角全白了,平时总是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今天乱蓬蓬地贴在额头上,眼角的皱纹里卡着灰尘,像藏着没说出口的委屈。她想起去年冬天,印染车间的锅炉坏了,王师傅带着几个老工人守在锅炉房修了整整一夜,冻得嘴唇发紫,第二天还笑着说 “不耽误赶工就好”;想起自己刚进厂时,笨手笨脚地总把棉纱绕错机器,是王师傅手把手教她,还把自己的劳保手套分给她戴…… 那些日子里的暖,此刻全变成了扎心的凉。
“王师傅,我知道。” 周淑芬的声音有些发颤,她把解聘通知书叠了又叠,塞进贴身的衣兜,像是要把这突如其来的离别藏起来,“我家里还有老公和孩子,能扛过去,倒是您……” 她没说下去,可两人都明白,王师傅再过两年就该退休了,现在下岗,连退休金都没个着落。
秋风又起,梧桐叶落得更急了,铺在地上,像一层厚厚的地毯,踩上去沙沙响,像是在替厂里的人哭。周淑芬望着远处灰蒙蒙的天,想起每天清晨,流水线启动时的轰鸣声能震得窗户嗡嗡响,女工们的笑声、机器的转动声、染料桶碰撞的声音,混在一起,是她听了二十年的 “上班曲”。可昨天下午,当最后一台印染机停下时,整个车间安静得可怕,只有窗外的风声,像谁在低声啜泣。
王师傅拍了拍她的肩膀,掌心的老茧蹭得她脖子有些痒:“别担心我,我跟厂长再说说,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儿争取点补助。你回去跟家里人好好说,别让孩子跟着操心。” 他的手很沉,带着一种无能为力的愧疚,“想当年,你妈也是这厂里的老工人,看着你进厂,现在…… 唉,是厂里对不起你们。”
周淑芬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砸在铁门的铁锈上,晕开一小片湿痕。她想起小时候,妈妈牵着她的手来厂里,指着轰鸣的机器说 “等你长大了,也来这里上班,安稳”。那时候的红光纺织厂,是全县的明星企业,能进厂当工人,比考上大学还让人羡慕。可谁能想到,二十年过去,曾经的 “安稳”,会变成说断就断的缘分。
她抹了抹眼泪,攥紧了衣兜里的解聘通知书,像是攥着最后一点底气:“王师傅,我走了,您也多保重。要是厂里有需要,我随时回来搭把手。” 说完,她转身,一步一步地走出铁门,没有回头。身后,王师傅的叹息声又一次被秋风卷走,和梧桐叶的沙沙声混在一起,飘向空荡荡的车间,飘向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王师傅别说了。” 周淑芬没回头,嗓音像被碱水泡过的棉纱,干涩得发紧,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带着洗不净的疲惫。她明白王师傅的难处,也明白厂里的绝境,再多的话,不过是把彼此心里的酸楚翻出来再揉一遍,徒增伤感。
她低头,指尖笨拙地把那张薄薄的解聘通知书折成小小的方块,叠了一层又一层,直到变成指甲盖大小的纸团,才用力塞进裤兜最深处。裤兜的布料磨得纸团沙沙作响,那细微的声音像是秋天最后的蝉鸣,细弱得随时会断,又像一根针,轻轻扎着她的神经。她下意识地按住裤兜,仿佛这样就能按住那份突如其来的失业带来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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