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赵国开拓史志 第66章 星火逸洲

东赵，这个由秦末乱世中逃亡的公子赵云龙与名将李牧在朝鲜半岛及扶桑诸岛建立的政权，历经两代经营，已稳固如山。文王赵桓继位后，承袭父祖开拓海疆之国策，鼓励造船、训水师、通海贸。胶东、釜山、对马、难波（今大阪）等港口舟楫云集，帆影蔽日，不仅连通了辽东、齐鲁与东赵本土，其探索的足迹更远及未知的海洋。

然而，浩瀚的太平洋并非总是善意相待。强劲的西风与北太平洋暖流，如同一道无形的巨川，将一些偏离航道或遭遇风暴的船只无情地卷向东方。这些船只，有的是探索船，有的是商船，甚至还有载着流放罪囚的“流刑舟”。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数月，淡水告罄，食物腐坏，同伴相继凋零，幸存者往往十不存一。当他们终于看到那片陌生的、覆盖着巨大针叶林的海岸线时，已是油尽灯枯。苍翠的山脉高耸入云，林海深邃无边，空气中弥漫着松脂与陌生植物的气息。这些九死一生的幸存者，跪在陌生的沙滩上，涕泪交流，他们将这片土地称为“流离之地”，既是命运流离的写照，也暗含了对故土的无尽思念；同时，他们也称之为“新生之岸”，因为在这里，他们得以从海难与流放的阴影中，获得一次重新开始的机会。

最初的成功登陆者，大多是坚韧不拔之辈。他们带去的，不仅是求生的意志，还有深植于血脉的华夏文化碎片。来自齐赵之地的农夫，本能地寻找类似故乡的土壤，用随身携带的、所剩无几的粟种、稻种尝试播种，并学会了识别和栽培当地的玉米、豆类与南瓜。来自燕代的工匠，利用丰富的木材，建造起带有斗拱雏形和榫卯结构的木屋，尽管形制简化，却依稀可见故国风貌。他们使用的语言，以赵地方言为主，夹杂着些许齐语、燕语，甚至一些简单的倭语、朝鲜语词汇，在这极端环境下，沟通趋于直接，语法开始简化。他们依旧祭拜祖先，讲述着故乡的传说与伦理故事，诸如“孝义”、“信诺”、“勤耕”等观念，成为维系这群漂泊者精神世界的重要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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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东方存在大片陆地的零星消息，随着极少数幸运返航的船只，开始在东赵国的朝堂与市井间流传。起初，人们只当是奇谈怪论。直到一支由官方资助、配备了更坚固船只和充足补给的小型探险队，成功抵达“流离之地”并返回，带回了详实的海图、当地物产（如色彩斑斓的鸟羽、厚重的毛皮、奇特的兽角）以及与当地纹面、操陌生语言的土着“殷地安人”接触的记录，朝野才真正震动。

彼时，东赵国内正面临一些内部压力。贵族阶层经过数代繁衍，出现了不少失势的旁支和无所事事的次子、三子，他们渴望获得土地和权力。同时，国内监狱中也积累了相当数量的罪犯，其中不乏桀骜不驯的倭地豪强或其部众。这片新大陆的发现，仿佛天赐的解决方案。

文王赵桓与重臣李仲（开国李牧之后裔）商议后，定下“拓海安内”之策。他们开始有组织地向东方的新土地输送移民。队伍中，有寻求封地的贵族子弟，有渴望财富的商人，有精通农工技术的匠人，而更多的，则是被判处流放以代替死刑或苦役的倭人、朝鲜人乃至中原罪囚。官方为此提供了初步的支持：耐储存的粟米、豆种，铁制的农具、刀剑、弓箭，建造据点的基础指导，以及代表东赵权威的旌节与印信。

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殖民据点，选择在一条大河（约相当于哥伦比亚河）的入海口南岸建立。这里渔业资源丰富，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殖民者们将其命名为“望乡镇”，刻木立碑，以志纪念。他们伐木筑城，建立栅栏和了望塔，开垦田地，引水灌溉。与周边印第安部落的关系，经历了最初的武装冲突——双方都充满了警惕与误解——到后来的谨慎接触，以物易物。殖民者的金属工具、武器和相对严密的组织，使其在局部冲突中往往能占据上风，但他们也很快意识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完全依靠武力是无法长存的。他们开始用铁器、布匹、装饰品交换土着的食物、皮毛、以及作为向导的服务。通婚现象也开始出现，最初多是殖民者中的男性与土着部落的女性结合，诞生了第一批混血的后代，他们兼通两种语言与文化，成为日后重要的桥梁。

消息再次反馈回东赵，这一次带来了更详尽的图景：广阔的可耕地、无边的森林、丰富的渔猎资源。文王赵桓与李牧对此欣喜而审慎。在一次隆重的朝会上，经过商议，他们正式将那片遥远的大陆命名为“逸洲”，取其“远逸海外，新生之洲”之意，既点明了其地理位置之遥远，也寄托了对其未来发展的期望。同时，确立了治理逸洲的基本方略：松散的藩属模式。东赵朝廷不直接派遣流官或常备军，而是承认各殖民点的自治权，其首领需经东赵形式上册封，尊奉东赵君主为宗主，使用东赵历法年号，并定期派遣船只，携带逸洲的特产如珍贵毛皮（海狸、水獭）、巨木良材、金银饰物、奇异兽角乃至少量土着奴隶作为“贡品”，运回东赵。相应地，东赵则会回赐以丝绸、瓷器、书籍、乐器、更先进的工具和武器。这种朝贡关系，在初期更多是象征性的，但它确立了一条连接新旧世界的文明脐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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