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世界的大汉时期,中原王朝的疆域虽广,却有一支名为“东赵”的诸侯国,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与开拓精神,在历史长河中书写了别样篇章。
东赵不仅辖制扶桑诸岛及朝鲜半岛,更将势力延伸至遥远的逸洲、南洋诸岛及南溟洲等广大地域。
在这片地广人稀、土着众多的海外疆土上,东赵统治者秉承着传承华夏文明的使命,实施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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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兴三年春,东赵王颁布《兴夏令》,其中最为核心的一条便是大力奖励华夏子民生育。诏令明示:“凡华夏之家,生三子者免田赋一年,生五子者赐耕牛一头,生十子者授‘忠夏郎’爵位,享见官不拜之权。”
更引人注目的是,东赵对“华夏之人”的定义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度:“新生之人,父母一方为华夏者亦为华夏之人”。
这一政策打破了传统血统论的束缚,使得大量华夏男子与当地土着女子所生的后代能够被纳入华夏体系。
“父亲是琅琊来的渔民,母亲是扶桑当地女子,我却能堂堂正正地进入幼堂学习《论语》和《诗经》。”
十九岁的陈平在南洋县任职时如此回忆。他的经历正是东赵政策的缩影——通过包容性的身份认定,迅速扩大了华夏文化的人口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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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将华夏文明深植于这片新拓疆土,东赵在各主要岛屿广设“幼堂”。这些幼堂不仅是教育机构,更是文化同化的核心场所。
扶桑本岛的平安京幼堂是最早建立的一批。清晨,数百名五六岁的孩童整齐跪坐于竹席之上,随着先生抑扬顿挫的领读,朗朗诵读声传遍厅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不仅要教他们识字,更要让他们明白礼义廉耻。”幼堂总监、原会稽郡学者张衡对前来巡视的东赵使者如此说道。
他亲自编纂的《海外蒙求》融合了中原经典与当地实用知识,成为幼堂的标准教材。
这些幼堂的学子们被告知,表现优异者将来可入“议事堂”参与政事。
在实际的官吏任用中,幼堂出身者也确实享有优先权。十年间,已有三十七名幼堂优秀毕业生被任命为各县佐吏,其中更有八人来自完全土着血统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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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辽阔疆域与稀少人口的矛盾,东赵采取了极为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不仅欢迎大陆自愿前来的移民,更有意地引入各类特殊群体。
疍民,这些在大陆南方备受歧视的水上族群,在东赵找到了新的生机。
那首流传于中原的民谣:“水大鱼吃蚁,水干蚁吃鱼,大欺小,小欺矮,无可欺,就欺疍家仔”,道尽了他们在故土的艰辛。
然而在东赵黑水台的策划下,大批疍民被引入南洋诸岛。
“疍民熟知水性,善于航海,正是我们开拓海岛最需要的人才。”黑水台主事司马伦在给东赵王的密奏中如此写道。
事实证明确实如此,疍民在南洋诸岛的开发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建立的渔场、盐场和海路贸易网络,为东赵带来了巨大利益。
四十五岁的苏三妹,一家三代都是疍民,如今却在爪哇岛管理着三处渔港和一支拥有二十艘海船的商队。
“在这里,没人会因为我们是疍民而看不起我们。”她站在自己新修的木楼前,不无自豪地说,“去年上缴的渔税,占了全县的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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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水台作为东赵的情报机构,在执行人才引进政策中扮演了特殊角色。
他们特别注重引入中原的罪臣之家,这些人往往拥有财富、才能和强烈的翻身**,正是开拓海岛的理想人选。
永和七年,中原河间王谋反失败,其麾下七十三家眷属被判处流放。
黑水台暗中操作,将这些家族全部引至吕宋岛。“给他们一条生路,他们就会拼死效命。”黑水台提督周环如此解释这一策略。
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极为准确。前河间王幕僚杜嘉被安置到吕宋后,不仅没有消沉,反而凭借其组织才能,在三年内开辟了万亩稻田,建立了有序的灌溉系统,使该地区成为东赵重要的粮仓。
“在中原,我是阶下囚;在这里,我是开拓者。”杜嘉站在自己设计修建的水渠旁,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
他的案例只是众多罪臣之家在东赵重获新生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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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赵还适度买入奴隶中的才勇之士,给予他们改变命运的机会。这一政策在朝廷中曾引起争议,但东赵王力排众议:“才勇之人,无论出身,皆可为国所用。”
来自西域的勇士阿罗撼,原本是波斯商队的奴隶,因勇武过人被黑水台购入。经过三年训练,他如今统领着东赵在南溟洲的二百人骑兵队,多次平定土着骚乱。
“在这里,我找到了尊严。”阿罗撼用带着口音的汉语说道。他已娶华夏女子为妻,两个孩子都在幼堂就读。“我的儿子将来会是真正的华夏官吏。”说这话时,他脸上洋溢着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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