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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后,一支由二十艘大型货船、十艘“海鹄”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从流球南端的锚地扬帆起航。
船队满载着东赵的丝绸、瓷器、精良铁器、玻璃器皿以及来自扶桑的工艺制品,浩浩荡荡驶向南海深处。
田宗站在旗舰的船楼上,海风吹拂着他的官袍。他手中握着的,不仅是成王赋予的节杖,更是东赵走向海洋帝国的雄心。
航路并非一帆风顺。最初的几个月,船队遭遇了数次凶猛的风暴,损失了两艘货船。
更危险的,是神出鬼没的海盗。在穿越一片暗礁密布、被称为“鬼哭峡”的海域时,数股海盗船趁着天气恶劣,试图围攻商队。
然而,周同训练的水师展现了强大的战斗力。“海鹄”战船利用其出色的机动性,穿插分割,改良弩炮射出的火箭如同飞火流星,精准地引燃了海盗的帆索和船身。
水卒们装备的劲弩和锋利的环首刀,在接舷战中更是占尽优势。几场战斗下来,海盗或被歼灭,或望风而逃。
田宗还采纳随军文书的建议,将俘获的海盗头目在沿途岛礁公开处决,以儆效尤。东赵水师的威名,迅速在南海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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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队首先抵达了南海郡(吕宋群岛)。他们用带来的货物,与当地的部落首领交换了黄金、珍珠和罕见的鸟类羽毛。
田宗以平等的姿态与酋长会盟,赠送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宣称东赵愿与诸岛永结友好,互通有无。
从未见过如此规模官方船队和精美礼物的岛民,将东赵使者视为天上来客,纷纷同意建立贸易关系,有些甚至表示愿意向东赵称臣纳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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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南下,船队访问了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古国。这里的文明程度更高,贸易传统悠久。
田宗展示了出色的外交手腕,一方面与当地王室进行正式朝贡贸易,以东赵“藩属”的身份(巧妙地借用了对汉朝的称谓称级)换取大量胡椒、丁香、肉豆蔻等珍贵香料;另一方面,也鼓励随行商人直接与当地市场交易,建立起民间商业网络。
在漫长的航程中,东赵的航海技术也在实践中飞速进步。他们绘制了更精确的南海海图,记录了季风、洋流规律,并在关键航路上设立了补给点和简易灯塔。
一条从南洋诸岛,经吕宋,连接流求、扶桑的“海上丝绸之路”又一次被彻底打通,并稳固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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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田宗的船队在一年后满载着价值连城的货物和数十个岛国部落的“朝贡”表文胜利归来时,成王赵珩亲自到港口迎接。
码头上堆积如山的香料箱笼散发着异域的芬芳,金珠宝石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但比这些财富更重要的,是那条已经握在东赵手中的海上生命线,以及随之而来的、辐射整个西太平洋的朝贡贸易网络的雏形。
“海王”之基,自此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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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荏苒,自南洋商团首航成功,转眼已是十年。
这十年,是东赵埋头苦干、韬光养晦的十年,也是国力蒸蒸日上、面貌焕然一新的十年。
人口繁盛,仓廪充实。 持续的鼓励生育政策与相对安定的环境,使得东赵本土与流求的人口大幅增长。
尤其是流求,经过十年大规模、有组织的开发,已从昔日的瘴疠之地,变成了阡陌纵横、稻浪翻滚的“海上粮仓”。
先进的曲辕犁、龙骨水车等农具被广泛推广,来自南洋的占城稻等优良稻种也被引入,粮食产量连年翻番。
巨大的官仓与民间义仓中,粟米堆积如山,足以应对任何可能的灾荒或战事。
手工业同样蓬勃发展,依托于流求的樟脑和硫磺,火药制造初具规模;来自汉朝的工匠与本地技术结合,改良了冶铁和纺织技术,出产的优质刀剑和特色丝绸、棉布,不仅满足内需,更成为对外贸易的拳头产品。
市井繁华,百业兴旺。 王城和主要港口城市,规模扩大了数倍不止。
街道宽阔,车水马龙,店铺林立,来自天南海北的货物琳琅满目:扶桑的漆器与珍珠,流求的蔗糖与樟木,南洋的香料与犀角,甚至通过间接渠道获得的汉朝蜀锦与西域珍宝,都能在市场上找到。
酒肆茶馆人声鼎沸,说书人讲述着南洋的奇闻异事与水师的英勇战绩。
一种不同于汉朝沉闷庄重、更加活泼开放的市民文化正在形成。商人的地位显着提高,庞大的海商阶层成为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力量。
新船游弋,海权巩固。 水师规模已是十年前的数倍。在“海鹄”的基础上,东赵的造船工匠设计出了更大的“鲲鹏”级远洋宝船,载重量大,适航性更强,能进行跨洋远航。
舰队不仅牢牢控制着从扶桑到南洋的航线,其巡逻范围更向东深入茫茫大洋,探索未知的岛屿。
海盗几乎绝迹,东赵的商船在任何一片已知海域都能畅通无阻。“海上丝绸之路”变成了流淌着金银的血管,为东赵持续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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