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贺耦庚中丞 道光二十三年
国藩顿首顿首耦庚前辈大人阁下:
二月接奉手示,兼辱雅贶,感谢感谢!过蒙矜宠,奖饰溢量。国藩自认本是无根底的学问,只知随声附和,自从跟随镜海先生求学,才稍稍明白为学方向,如同盲人初见光明,心中略有领悟罢了。如今刚刚触及正道门径,竟蒙受如此超出实际的赞誉,实在令我倍感惭愧。
我曾经剖析自己平生的毛病根源,发现如同养着毒疮藏着肿瘤,问题从各处冒出来,关键就在于不诚实罢了。私意认为天地之所以运行不息,国家之所以能够建立,贤人的德行功业之所以能够宏大持久,都是依靠诚字来达成的。所以说诚字贯穿事物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一切。现在的学者,谈论考据就拿来作为争辩的工具,讲论经世济民就当作猎取名声的途径,说话的人不知惭愧,听信的人只重虚名,互相欺骗蒙蔽,却不以为耻。至于官场积习,更是崇尚虚文,奸诈弊病所在之处,大家踩着过去却不觉得奇怪,知道了也不说出来,彼此遮掩粉饰,姑且用来保全自己,苟且敷衍成为风气,阿附雷同而惊骇异己。
因此我常私下发表狂论,认为今日要讲治国之道,不如综合核查名实;今日要讲治学之道,不如选取笃实躬行之士。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挽救浮华风气的最好方法就是返归质朴。在长期苟且敷衍之后,要用严厉手段来振作,用意就在于此吧?如今时局艰危,追究祸乱的根源,何尝不归罪于首先发难的人。他们哪里是真看到天下大计,认为应当彻底革除弊端予以澄清呢!哪里是预知今日的变乱,确实能够由自己来收拾呢?不过是用言语欺骗世人,想抢先占据重要职位罢了。
国藩因此反省早年所作所为,翻阅书籍、讲求诸般技艺,哪一样不是自欺欺人之事?那些高谈古今、自诩不凡的言论,哪一句不是欺世之谈?深夜思及此事,不禁汗流如注。近日见先生所作楹联提及道在存诚之语,这不正是君子韬光养晦的至理名言吗?若能心存诚念而不自欺,圣学王道又岂有他径?镜海先生可称得上是不欺之人。倭艮峰前辈常作自我反省,言行从无虚妄;吴竹如天性朴讷,忠贞足以任事。同乡之中,黎月桥前辈性情笃厚,陈岱云立身知耻,冯树堂立志勤学,都是努力践行笃实之道的君子。
国藩虽然愚钝懦弱,既然聆听明训,怎敢不奉行遵从。至于读书之道在于广博学习详尽阐释,经世之才需要广泛采纳多方求教,自忖智慧精神终究恐难企及。唯有谨守规矩法度,不敢以虚浮夸诞引导子弟,不敢以自暴自弃辜负父母赐予的身体。若能有所进益,实属幸运;若终无进境,尽此一生而已。承蒙提携栽培的盛情,恐未察觉我的浅陋而期许过高,因此谨述一二,作为请教学问的引子,也仿效《皇华》三拜的古礼。书中难以尽言,伏请明鉴。
致刘孟容 道光二十三年
去年承蒙您赐信,信中对学术要义的阐述极为正确周详,而对我多有宽容勉励之词,意在引导我精进向上,并让我陈述治学宗旨,这番情意实在深厚!我早年未能自立学问,自庚子年以来才开始稍涉学问,泛览前明与本朝诸位大儒的着作,却无力辨别其中的得失。听说此地有擅长古文诗词的同道,便前往请教切磋,得以接触桐城姚鼐郎中的学术脉络,其学说确有可取之处。
因此选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的着作,专心致志地研读。其他如六朝擅长作诗的文人,以及李白、苏轼、黄庭坚等大家,也都广泛涉猎其作品并探究其主旨。此后方悟古代明道之人,无不通晓文字之理。擅长作文而不明大道者或许有之,岂有深明大道却不通文字之人?上古圣人观察天地纹路,仿鸟兽足迹创制文字,于是产生了文采。文与文相合而成字,字与字相接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舌难以表达的深意,文字却能委婉详尽地传达。
文字的作用,在于代替口舌将思想传递至千秋万代。伏羲深谙天地人三才之道,便创制卦象来显明其理;文王、周公担忧后人不能领会,于是创立文字来彰明玄机;孔子又着述《十翼》,修订群经来阐发奥义。那散见于万事万物中的天地至理,也就大致完全蕴含在文字之中了。圣人之所以可贵,在于他们立身行事能与纷繁万象相互交融而皆合乎大道,其文字便得以教化后世。
我们儒家学者赖以学习圣贤的途径,正是借助这些文字来考证古圣先贤的言行,从而探究他们立言的深意所在。由此可见,这句子与句子的衔接,文字与文字的组合,古代圣贤的精神风貌与言语笑貌都蕴含其中。其间差别看似微如毫厘,导致的谬误却能远至千里。文辞气势的舒缓急促,意蕴风味的深厚浅薄,写文章的人稍有不慎,文章的法度格局便会立即改变;读文章的人稍有不慎,便会流于粗疏浅陋而不得真谛。因此我国藩私下认为,如今若要阐明先王的大道,不得不将精心钻研文字作为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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