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全集今注新诠 第132章 求阙斋读书录卷八（二）

《师说》。

传道是指传授修养自身治理世事的道理。授业是指教授古文经典与六艺的学业。解惑是指解答在这两方面的疑惑。韩公一生钻研道统、爱好文学，两者同时致力，因此常常将二者并提。文章末尾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仍然对道与业二者同时收束。

《进学解》。

仿效东方朔的《答客难》和扬雄的《解嘲》，在气韵的深邃醇厚上有所不及，但文中论述道统与评论文艺的两段，其精辟切实之处则超过前人。“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韩公对于文章下过极深的功夫，所以才能说得如此贴切而富有韵味。

《讳辨》。

这类文章虽然为世人喜爱，然而文笔过于峻急锋锐，并非韩愈文字中最好的作品。

《伯夷颂》。

整个世间非议他却毫不动摇，这正是韩愈一生立身行事与写作文章的根本宗旨。这是一篇借他人寄托自己情怀的文章。

《释言》。

才能出众而遭受诽谤，因此作文章为自己辩解，字里行间依然不减少那分孤高不屈的气概。

《汴州东西水门记》：“诞置联锁于河，宵浮昼湛，舟不潜通，然其襟抱亏疏，风气宣泄。”

诞置，意思就是大置。置放锁链使其在河面浮着，是为了阻止船只暗中通行。汴州城中有河水，如同衣襟怀抱一般。若没有水门来拦阻，便会显得亏缺疏漏，使得风气散逸。

《燕喜亭记》。

柳宗公的山水游记以峻峭精炼着称，自然不是韩公能够比拟的。

《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壁记》。

这类文章即使是韩公来写，也难以写出新奇出众之处。

《画记》。

桐城方苞先生认为这篇文章是效法周代典籍的文风。

《蓝田县丞厅壁记》。

崔斯立这个人，必定怀有卓越不凡的才能，同时天性充满盎然趣味。他与韩公交往时，双方一定常彼此开玩笑，却又能在古人之道的风义上相互砥砺。譬如《西城员外丞》那首诗，前半部分戏谑得近乎揶揄，但后半部分却极为沉痛。《刖足献玉》那封信，同样是极为沉痛，却也带着诙谐的语气。《蓝田十月雪塞关》这首诗也是如此。而韩愈这篇文章则纯粹采用了戏谑的笔调，然而其中对于人才的爱惜、对命运共同的感慨，那种深切的沉痛，自然地流露于文字之外。

《新修滕王阁记》。

韩公在文中多次表达因未能亲临滕王阁而感到遗憾。这种写作手法由韩公首创，本也并无不妥。然而后世之人千万次地模仿沿用，便令人生厌了。由此可知，那些在立意上无关义理的构思，都不值得陈述。

《科斗书后记》。

这篇文章叙事简练，没有一个多余的赘字。

《郓州溪堂诗序》。

“于时沂密始分而残其帅”一句：由此生出波澜。“然而皆日郓为虏巢且六十年”一节：插入这一段议论，文章便显得气势壮阔，独辟蹊径。如果先陈述新立之难，再陈述不令而行之难，便没有这般奇崛警策的效果。“公私扫地赤立”：能够创造出难以描摹的语句。“于是天子以公为尚书右仆射”：此处的承接效法自司马迁。

《猫相乳》。

叙事极为精妙，然而作者撰写此文的用意，终究不免夹杂个人私见，因此收尾之处过于奉承。“夫猫，人畜也”：意思是说猫乃人所豢养。

《争臣论》。

每一段都依据儒家经典要义展开论述，所以能够畅所欲言而没有虚矫之气。“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一节：这段阐述的道理非常崇高。

《太学生何蕃传》。

善于使用含蓄收敛的笔法，文意曲折舒缓而有起伏顿挫，余味悠长。

《重答张籍书》。

读这封信可知，韩公当时对于佛老两家，也不敢公然宣称排斥。佛老之学在中原盛行了六七百年，韩公仅凭数篇文章予以驳斥，就使它如日月星辰般光彩夺目。他见识与魄力之宏大，令千载之后的人们依然肃然起敬。“非我其谁哉”一语，担当重任的姿态极为沉着坚定。

《与孟东野书》。

文中真挚的情感足以感动千百年后的读者。韩公的书信札记中那些不甚刻意经营的作品，其文风反而最为纯挚天然。

《答尉迟生书》。

文气高峻不凡，自有得意之态。

《答杨子书》：“尚须验以言。”

韩公已经深知杨子的为人，但又担心杨子本人不相信，所以还需要用言语来验证。

《上襄阳于相公书》。

通篇都是阿谀奉承的言辞，堆砌得太多，自然无法写得精妙。

《上留守郑相公启》。“愈无适时才，渐不喜为吏。”

大凡写文章，一定要看作者的品行。能够做到视弃官如弃破鞋一般，而后文章气势才能雄壮，行文才不会有萎靡困顿的言辞。

《上宰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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