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正公全集今注新诠 第111章 鸣原堂论文卷下（七）

臣听说作为臣子的道义，应当为国家而忘记家庭，为君主而忘记自身。士大夫崇尚气节的风气，自东汉以后，只有前朝明朝最为兴盛。做官而谋求财富的，朝廷官员都像躲避污秽一样避开他，家乡父老也都引以为耻。至于议论国家大事，抨击权奸，大臣们往往以辞职相抗争。御史谏官早晨刚受廷杖之刑，晚上就写好新的谏书，联名继续上奏。到了魏忠贤祸乱朝政时，从公卿到普通官员，甘愿被流放，不惜掉脑袋，遭受锥刺炮烙等酷刑却毫不后悔的人，接连不断。

虽然这可以说是出于一时意气，但也不能说不是发自忠孝的赤诚之心！正因为如此，所以正德、嘉靖以后，虽然朝廷政事混乱，但臣子的节操却在民间得到磨砺，使得国家得以维系而不至于迅速败亡，又延续了一百多年。以上说的是前明时期气节之盛。臣私下观察本朝对大臣的礼遇、对官员的优待体恤，远超前明，但公卿大臣中能够坚守节操、尽忠报国的却寥寥无几。士大夫的风气与精神面貌，更是远远不及前明。

臣年轻时游历各地，每到一处都会询问地方官员中为民谋利除害的情况。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现，那些严重祸害百姓的官员，往往已被列入荐举名单；而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却多因各种事由遭到罢免。追问其中缘由，得到的回答往往是：这人是个富人；若不是，那就是总督巡抚的亲戚故旧；再不然，就是善于投机钻营、曲意逢迎之徒。那些被罢免的官员，则多是因为某件事得罪了上司。偶尔也有贪官污吏被弹劾、清官良吏得举荐的情况，那必定是因为总督巡抚或布政使、按察使中有贤明之人，但这样的例子实在屈指可数。

以上说的是地方官员的积弊。至于九卿大臣，本是百官表率、政务枢纽，督抚御史的奏章交予九卿审议，必定关乎国计民生。犹如敲击树干，百枝皆动，岂能容许丝毫差错？但据臣所见所闻，但凡交付廷议之事，若是督抚奏请的，众人就说：这是某部某长官的故交好友所托。或是皇上正在重用此人，不敢反驳。等到议定上奏，果然就说应当批准。若是科道官员奏请的，众人就说：原议是某人提出的，此事对某某不利。等到议定上奏，果然就说必不可行。科道官员的奏章，部议往往驳回，这种风气后来愈演愈烈。即便同僚中有坚持正义据理力争的，各部院也有明知不妥不肯签署的，但这些决议照样能上达天听。

他们举荐下属官员，多半出于私心，与地方官员并无二致，只是因身处京城，众目睽睽，出于公道的举荐尚能占半数左右。以上说的是京官的积弊。因此圣祖仁皇帝中年以后，深知此弊，用刑罚、流放、禁锢等手段惩治奸贪之徒，提拔保全廉洁官员以示鼓励，并亲信那些清廉公正、朴实无华之人。世祖宪皇帝继承此意，大力整顿官场，日夜操劳，致力于揭露地方官员的欺瞒蒙蔽，破除朝廷中的陈规陋习。然而十余年间，官员们虽稍知畏惧法纪，却始终未能革除私心，究其根源，在于趋炎附势的积习太深，而正直忠诚之人太少。

皇上至诚仁厚，谆谆教诲，可谓用心良苦。然而特旨荐举的重臣大员，仍有任用富人谋取私利的；地方督抚多以申报灾荒为难事，而州县官员又以隐瞒灾情作为自保之策。更有甚者，每逢灾年，反而加紧催征赋税，逼迫贫苦百姓，企图借此获得朝廷减免，从中渔利。此风若不改变，即便皇上日夜勤政忧劳，政令教化也难免在暗中败坏，又如何指望各项政务得以整顿，仁德真正惠及百姓？以上说的是三代圣君整顿官场而积习未改的状况。

臣恭读三年来的前后谕旨，对臣所陈述的官场积弊，皇上心中已然明察，并有意加以纠正革除。然而要真正纠正革除这些弊端，必须抓住根本。文武政事若不得其人便难以推行，而知人善任这等明哲之事，连帝尧都感到困难。要使治道振兴，必须在朝内确保六部、都察院各部都有两三位忠诚无私、深谙治国之道的大臣，方能约束僚属，防范胥吏的奸诈欺瞒。在地方上，每省必须有三四位公正无私、通达事理的总督、巡抚和布政使、按察使，才能统率道府官员，明察州县官吏，切实考究民生利弊。

能够胜任这些职责的，必须是有才干、有见识、有操守且近乎有德行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寻找数人、十数人也难以得到，何况要一时之间选拔数十人呢？但若不如此，终究无法振兴朝政、实现大治。孟子说：“犹如患了七年的重病，需要寻求存放三年的艾草来医治。”自古以来的圣明君主，从未向其他朝代借用人才，唯有请皇上用心考察，按类别寻求，通过长期实践来磨砺他们，用赏罚分明来劝勉惩戒罢了。以上说的是为政关键在于得人，而考察人才的方法有四个方面。

所谓用心考察的第一点，就是要明辨各部会议讨论的是非实情。但凡一项政事的兴废，其利害往往隐伏在多次传递之后，所以即便是周公这样的圣人，也有仰头苦思、日夜思索而不得要领的时候，何况平庸之辈夹杂私心、揣摩迎合呢？而那些奸猾的文吏，常常能巧言粉饰、颠倒是非，说得头头是道，使旁观者难以分辨。这正是孔子厌恶巧言扰乱正义、憎恨伶牙俐齿颠覆国家的原因。因此唐宋以来，凡是朝廷议事都由宰相决断，学士参与评议，给事中负责驳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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