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项工作组的第一次会议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青峰镇党政机关内部激起了一圈涟漪,但对外界,尤其是对潜伏的传销组织而言,依旧波澜不惊。
余庆深知,在敌暗我明的阶段,任何大张旗鼓的行动都可能打草惊蛇。他要求工作组初期以“静默”为主,摸排和侦查都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进行。
工作迅速铺开,但进展却如同在浓雾中穿行,步履维艰。
各村(社区)的网格员和信息员被动员起来,他们大多是本地人,熟悉情况。然而,当他们试图深入摸排那些可疑的出租屋和聚集点时,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阻力。
河西村的村支书老马向王文书倒苦水:“老王,不是我们不尽力,是实在难搞!那些外地人警惕性高得很,门口都有人看着,生人一靠近就盘问。我们去登记流动人口,他们要么不开门,要么就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模糊不清的身份证复印件应付。问他们是做什么的,口径统一得很,都说是‘来做点小生意’,具体啥生意,一问三不知。”
更让老马头疼的是部分本地参与者的态度。“像张旺那小子,以前见了我还马叔马叔的叫,现在可好,我去他家想跟他爹妈聊聊,他直接堵在门口,说我在破坏他的‘伟大事业’,妨碍他抓住‘国家机遇’,就差拿扫帚赶我走了!他爹妈开始还有点怀疑,被他天天在家里‘上课’洗脑,现在也有点将信将疑了。”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村社不断上演。信息员们反馈,那些被传销思想侵蚀的本地人,对政府工作人员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散布谣言,说村干部和镇政府是在“打压新生事物”、“阻碍老百姓发财”。
信任,这本是基层工作最宝贵的资源,在传销组织精心编织的谎言和挑拨下,开始出现裂痕。摸排工作进展缓慢,获取的信息大多停留在表面,难以触及核心。
工作组尝试开展针对性的宣传,印制了更加通俗易懂、结合本地案例的揭露传销骗局的宣传材料。然而,效果依然寥寥。
刘姐带着几个社区干部,趁着傍晚人多的时候,在镇中心广场发放宣传单。一个穿着略显体面、但眼神闪烁的年轻人接过传单,只看了一眼标题——《警惕“1040”骗局,守护血汗钱》,就嗤笑一声,随手扔进了旁边的垃圾桶。
“阿姨,你们不懂。”年轻人语气带着一种莫名的优越感,“这叫‘负面调控’,是国家故意放出来的烟雾弹,就是为了筛选掉那些没有魄力、没有胆识的普通人。真正的机遇,只留给能看透本质的聪明人。”
刘姐气得脸色发白,还想争辩几句,旁边几个看似闲逛的人立刻围了过来,隐隐形成对峙之势。刘姐见势不妙,只好带着人离开。
“他们管我们的正面宣传叫‘负面调控’?还把国家的政策歪曲成‘筛选机制’?这……这简直黑白颠倒!”回到办公室,刘姐依然愤懑难平。
余庆听着汇报,心情沉重。他意识到,传销组织构建了一套自成体系、逻辑闭环的歪理邪说,这套话术极具欺骗性和煽动性,能够有效地扭曲参与者的认知,使其对官方信息和主流价值观产生排斥和怀疑。打破这种认知壁垒,远比想象中困难。
派出所李副所长那边的情况也不乐观。他们加强了对重点区域的巡逻,也尝试对几个可疑聚集点进行突击检查。但传销组织似乎拥有灵敏的“嗅觉”。
一次,根据信息员提供的线索,李副所长带人夜间突查镇郊一个废弃的仓库。还没靠近,就听到里面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四散奔逃的声音。等民警冲进去,仓库里早已人去楼空,只剩下几张破板凳和满地的烟头,空气中还残留着劣质烟草和汗液混合的酸臭气味。
“他们肯定有放哨的,而且通讯很迅速。”李副所长皱着眉对余庆说,“我们的人一到附近,里面的人立刻就知道了。核心人员根本抓不到,抓到的都是一些底层、被深度洗脑的参与者,问什么都问不出来,一口咬定是在‘学习创业知识’。”
市场监管的老赵试图从资金流向入手,调查那些参与者的银行账户和大额取现情况。但传销组织往往采用现金交易,或者通过多个个人账户分散转账,资金链条隐蔽而复杂,短时间内难以理清。
初步研判与策略调整
几天下来,工作组掌握的信息虽然越来越多,但都像是散落一地的拼图碎片,无法拼凑出传销组织的完整轮廓。核心头目是谁?组织架构如何?资金如何汇集和分配?主要的授课和洗脑窝点在哪里?这些关键问题,一个都没有答案。
晚上,余庆独自留在办公室,对着白板上密密麻麻的信息点和问号,陷入了沉思。传销组织的隐蔽性、反侦察能力和对参与者精神的控制力,都超出了他最初的预估。常规的摸排、宣传、突击检查,在对方严密的防御体系面前,收效甚微。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