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弄村原本热闹的村道上,青壮年的身影少了大半。合作社的大棚里,只剩下几个五六十岁的老把式,动作慢,但更仔细。互助组的工作间,编织的主力变成了五六十岁的妇女,她们手上忙着活计,嘴里念叨着在外的男人或儿子。
第一批出去的四十七人,去了省城的建筑工地。第二批三十人,跟劳务公司去了长三角的电子厂。第三批还在登记,准备去新疆摘棉花——波罕叔带队,他说自己年轻时去过,认得路。
村委会门口贴了张红纸,上面用工整的毛笔字写着外出人员名单,后面跟着联系电话和务工地点。每天傍晚,都有老人或妇女站在红纸前,手指头颤巍巍地点着某个名字,嘴里念念有词。
余庆把这张红纸拍了照,发在工作群里,附了一句:“在外的人,别忘了家里有人惦记。”
最先回消息的是岩保,发来一张照片:灰蒙蒙的工棚,十几个汉子挤在通铺上,对着镜头咧嘴笑。文字是:“余书记,今天扛了一天水泥,挣了二百六。累,但踏实。”
接着是波岩温的表弟,在电子厂流水线上发来视频:整齐的流水线,统一的工装,年轻人眼睛里带着新奇和疲惫。“余书记,这里管吃住,就是站得腿疼。”
每一条消息,余庆都仔细看,然后回复:“注意安全,按时吃饭,有事打电话。”
他知道,这些离乡的人,把芒弄村的希望背在了肩上。
村里剩下的,是真走不动的人了。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八十三个,十二岁以下的孩子有四十七个,还有十几个因为身体原因没法外出的。合作社原本三十多个劳动力,现在只剩十一个,还大多是半劳力。
“余书记,这菜……还种吗?”老岩支书看着空了一半的大棚,愁得直叹气。
“种,但不能像以前那样种了。”余庆说。
他把陈明和刘雨叫来开会。两个农科院的研究生驻村一个月了,皮肤晒黑了不少,但眼睛亮晶晶的——他们是真的想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陈明,你上次说,咱们村的红米老品种,还记得吗?”
陈明推了推眼镜:“记得!我做了土壤检测,那片靠山脚的梯田,pH值、有机质含量,都特别适合种红米。而且红米抗逆性强,病虫害少,基本不用化肥农药。”
“产量呢?”
“比杂交稻低,但价格高。”刘雨接过话,“我查了资料,市场上有机红米能卖到十五到二十块一斤。而且咱们这个品种是祖传的,有故事,可以做特色品牌。”
余庆和老岩支书对视一眼:“就种红米。”
转型的决定做得很艰难。合作社开了三次会,留下的老人们意见不一。有人担心:“红米多少年没种过了,万一绝收了怎么办?”有人算账:“种菜一亩地能挣四五千,种红米能挣多少?”
余庆没急着说服。他请陈明和刘雨做了详细的种植方案,又联系了县农业局的老专家,拿到了技术支持承诺。最重要的是,他算了一笔明白账:
“种菜需要化肥、农药、大棚、人工,现在化肥进不来,人工不够用,种不了。红米只要种子、农家肥、除草,这些咱们都有。一亩红米,就算只收三百斤,按十五块一斤算,是四千五百块。扣除成本,净挣三千五。而且——”他顿了顿,“红米种下去,能管一年。咱们这些老人,慢慢干,能干下来。”
这笔账算清楚了,老人们点了头。
九月最后一周,芒弄村的梯田里,出现了一幅久违的画面:老人们弯着腰,在重新修整的田埂间插下一簇簇红米秧苗。秧苗是波罕叔从后山找回来的老种子育的,颜色比普通稻秧深,带着一抹暗红。
余庆也下了田。他脱了鞋袜,卷起裤腿,踩进还有些凉的泥水里。老把式们教他:“余书记,手要轻,根要深,间距要匀。”他学得很认真,但动作笨拙,惹得几个老人直笑。
“笑啥?”老岩支书瞪他们,“余书记拿枪的手,现在来拿秧苗,容易吗?”
“不容易,不容易。”老人们忙说,但笑容还在脸上。
阳光下,一片片红米秧苗在风里轻轻摇晃。陈明拿着仪器在田埂上走,记录着数据。刘雨蹲在水渠边,查看水质。一切都慢了下来,但很扎实。
互助组那边也变了。以前主要做“云之南”的大订单,现在大订单没了,岩甩带着剩下的妇女,改做小件工艺品——手机挂坠、钥匙扣、小摆件。这些东西用料少,工时短,价格便宜,适合在县城的旅游商店和路边摊卖。
岩香把网店重新开了,但只上架这些小件,单价三五十块,走薄利多销的路子。她还联系了镇上和县城的几个小店,把货铺了过去。“虽然挣得少,但细水长流。”小姑娘说这话时,眼睛里有不符合年龄的成熟。
最大的变化,是那辆合作社买的二手小货车。
以前这车主要用来拉菜、拉货。现在,车厢里加装了两排简易座位,铺了棉垫,每天早上七点,准时从村口出发,沿着蜿蜒的山路,把十几个孩子送到镇上的中心小学。下午四点,再去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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