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难忘的岁月

冉崇实

1941年秋，我考入国立三中六年一贯制实验班，1946年6月，学校以“抗战胜利”复员了。我于是年夏天赴省城贵阳，以同等学历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社会系。在国立三中，我度过了5年最宝贵的岁月。

5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学习生活情景，至今仍梦牵魂绕，令人眷恋。

一、面试比笔试还难

1941年夏天，我们松桃县一伙十二三岁的小学毕业生，相约到铜仁报考。第一天考语文，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常识，下午进行体验。第四天上午要进行面试，大家提心吊胆，忐忑不安。

口试在高中部左侧平房的一间教室进行。当叫到我的名字时，我立即走进去并向老师们敬了个礼，站在桌子面前。一位老师审视着我，问：“你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父亲是干什么的？”我一一作答，尚有几分沉着。戴墨镜的老师掀了掀他的眼镜，突然问我：“为什么要来投考国立三中？”我一下愣住了。这位老师又补充道：“想什么就说什么，不要紧。”我迟疑了一下，带着不安的心情说：“听说国立三中办得好，所以我来投考！”几位老师不约而同地笑着追问：“好到哪里呢？”我答不出来了，只好低下头。“你出去吧！”这一声，我分外听得清楚。走出教室，心里嘀咕，这下可糟了，口试卡了壳还有希望么？

我在铜仁城中南门的三益祥客栈里，焦急地等了两三天。发榜的那天，大伙约去看榜，我想去但不敢去，怕“名落孙山”出丑。待同学看榜回来才告诉我说是考取了六年一贯制实验班。当晚，我在凉床上翻滚了一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向三中校门口跑去，当看到榜上有自己的名字时，真是喜出望外，十分舒坦。在回家的路上，大家又谈论考试，都说面试比笔试还难。因为面试是看你的五官仪表，听你的口齿是否清楚，查你的思路是否敏捷等等，这些都是无法预习的。何况，对我们农村的孩子来说，口试的场面是首次碰到。

二、途遇樟老二（土匪）

1942年8月，我们几个男女同学从松桃出发，打算先到铜仁住上一宿，次日再赶到江口。（因为当时国立三中实验部设在江口。）第二天不等天亮，我们就出了城。其时烟雾弥漫，路滑难走。当我们走到五马破槽的山沟里时，忽然发现河畔的芦苇深处，窸窣作响。紧接着就窜上两个衣着青衫袴，头缠黑丝帕，身挎子弹袋，背着马枪的汉子。那个矮胖的汉子逼近了我们，眼睛闪着狡黠凶狠的光，首先咋呼：“小兔崽们！你们从铜仁来看到挑棉纱的人没有？”另一个稍高点的年轻汉子又走过来说：“你们这些崽，这么早赶路，遇上棒老二（即土匪）咋办？”我们说：“从铜仁城来，就只我们，没见到人！”“我们是学生，谁也不怕。”这时，那矮胖汉子吼道：“和这些崽崽磨什么牙，叫他们快滚！”高个点的说：“走吧！遇见人，不要说碰见我们在这里。记住！”我们惊慌地拔腿就跑。回头看时，人影全无，只有哗哗的河水声。

待到前头的一个小村店时，才听见卖粑粑的老大娘说，我们遇上的两个汉子，正是“关羊”的棒老二。据说他们的财喜，主要在挑棉纱的客人身上。

三、挖地开球场，垦荒种蔬菜

1941年冬，我们由江口迁回铜仁，校址在赤帝宫。此处廊宇阴森，院子里有一棵数百年的古柏，夏日蔽日，冬日挡风。我们实验初中部的主任是钱风绾老师，他常聚集我们在那儿讲述抗日战争的形势，对我们进行爱国仇敌的教育。学生有三三制两个初中班和六年一贯制两个实验班，共计二百多人。

那阵子，祖国风雨飘摇，人民颠沛流离。学校经费难以维持。为改善学生伙食，稳定教学，钱风绾部主任毅然发动我们开地开球场，垦荒种菜。

庙背后有一斜土坡，面积将近1000平方米，我们分批划片包干，按日计算土方。历时月余，终于平出了球场。在那段时间里，就是星期六下午，星期日上午和晚饭空闲时间基本上也用来挖运土方，平整地面，拣碎石瓦片，锤断砖片石。工地上热火朝天，熙熙攘攘，同学们手磨出了泡，肩压起了茧，却无人叫苦。在公告栏里，每天由“工程检查组”（由老师和同学组成）查看各班各队的进度和质量，好的记上红三角，差的打上黑三角。红黑三角可以对销。一周下来，红三角多的要受表扬，黑三角多的就会受批评，并要补上新的工程。一次轮到初二班挖土，不知是谁一锄下去，挖破了一个埋藏在土里多年的陶罐子，再一锄，白花花的元宝就带了出来。同学们一听说挖出了银子，就围了上去，你一锭，我一锭，几乎一抢而光。这消息不径而走，我们下了课也跟去看。这时钱风绾老师正集合队伍，向同学们讲述拾金不昧的道理，并提出要用这“天赐”的银子兑成现钱改善大家的伙食。同学们很听话，一一地从自己荷包里掏出了银宝锭（船形）银碎片（小正方块），放在地上一个塘瓷盆里。后来听说称得十九市斤。按钱风绾部主任的许诺，这些银子换成的钱，主要用在改善学生的伙食，也添制了一些教学用具，并公布了帐目。这些银两据说是过去赤帝宫老和尚埋下的。有同学编起了顺口溜：“老和尚有善心，埋下白银送我们。改善伙食更加劲，球场工程早完成。南无阿弥陀佛，我们大叫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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