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里的贵州中学 回忆铜仁三中

单国桢

20世纪40年代初期是中华民族的苦难时代，神州大地的精华都处在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之下，人民颠沛流离朝不保夕。我家从江西逃到湖南西部小镇浦市，父亲找到一个纱厂的工作要安定下来。我则继续西上到贵州铜仁，考进了国立三中高中部。这是1943年暑期的事。

当时国立三中已有相当基础，校区在铜仁市的东部，有高中部、女子部、初中部和实验部。校长李超英不仅继承了创校时的精神和规模，继续收容从战地逃难来的教师和学生，而且充实教学设备，招收当地和附近的学生，但由于政府经济拮据，不得不逐渐缩减班次。在我进入三中的时候，已没有同级多班的规模了。到了钟宏校长时期（我在高三），高中部和女子部有些班级就合班上课了。在这同一时期，原在湖南芷江的国立二十中学，奉教育部令和三中合并。其中高初中部学生全部合并到三中相应班级，只有师范部独立成为一部，因为当时三中没有师范部。所以在国立三中校史上有两个师范部，即是前期国立贵州中学的师范部，和后期从国立二十中学来的师范部。

我在三中整整3年。高中部的老师们有张伊林教国文，程芸教英文，付沐民教三角学，杨骏教生物学，史志宏教化学。三年级仍是付老师教解析几何，林希宋教物理，李刚教英文。这些老师可以说是三中的精华。他们不仅在功课上给了我们充实的内容，而且在精神方面也培养了独立思维的能力。当然并不是每位老师都是如此，其中也有几位滥竽充数，上课时候照本宣科，敷衍了事的。同学们虽不满意，但也无可奈何。因为当时的师资力量非常缺乏，除了传统观念认为“吃粉笔灰是没有出息的”以外，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候，人们都想能逃到大后方找个比较平安的地方安家糊口，或者参加抗战工作。

学习方面，国文是重要课程之一。我的语文知识不仅仅是从课本中获得，老师们在介绍课文的时候，除了解释文意以外，还分析作者背景和主旨，加入一些评论，来启发我们的思想。有位老师（好像是伍芷中老师）只教过我们一个学期的国文。他上作文课，常首先提出几个问题，然后逐题讲解写文章的时候应该注意的重点。同班有几位同学（好像是伍润民）按照他所说的重点，加以发挥，投稿到当地报纸副刊，居然登载出来，还赚了些稿费。

英文老师程芸教书很认真严格。我在高一和高三的时候每学期都要补考洋文。每天早上到处都是朗读英文的声音。到了高三的时候，换了李刚老师，课堂内全用英语，连解释文意也是英语，比较能引起我们的注意和学习兴趣。这一年我再也不补考了！

数学老师傅求学，后来做了高中部主任和高三的导师。他平日不苟言笑，不怒而威。同学们都怕他，但是他对我们很关怀，有时还带我们外出野餐。当时我们男生合班上课，不免交些异性朋友。他曾对我们讲过一次话，大意是说年纪人不妨多交朋友，该婚嫁，要保持距离，不要相信“一见钟情”，来往几次该婚嫁，要保持距离，从长远处着想，这样才会有真正的幸福婚姻。事实证明，这个观点非常正确。

傅老师在我们高三的时候为我们复习数学，从三角、大代数到解析几何都包括在内。有一次他要我们提出一些难题大家一同解答。我就提出了一个很复杂的三角恒等式要求证。他做了一阵子，试了好几种步骤都做不出来。同学中也没有人能做出来。最后他问我：“你从哪里找来这个题目？”我说：“就在我们教科书后面！”他翻开一看，笑着说：“这不已经证明出来了吗？”我说：“太复杂了，看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我没有想到傅老师这样的资深老师竟然还没有掌握有限的教材。

一位兼职老师是法院的检查官（可惜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又是一位民事律师。他来教我们的法律大意和历史。他教历史的时候是照书念的，历史课本有点像故事小说，看起来是很有趣味的，用不着他照本宣读。我们上了几次课以后就不再听他的了。有一次他念一段关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我们在下面各做各的事情，忽然他发现我在做数学，就说我上课不认真听讲。我说：“你念的这一段历史书我早已看过了，就说出来大家听听。”我就按书上的大意说了一遍，还不看书。他觉得不好意思，又不知道怎样下台。最后他说：“既然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一段，我们就讲下面的吧。”刚好到了下课的时候，此后，他再也没有来上历史课了！

他教法律大意倒是内行。有一次他带我们去法院旁听，他代表一个妇女向丈夫提出离婚。那个男人在法庭上哭诉这个女人没有良心，因为看上了另一个男的就不要他了，他无论如何也不同意离婚。法官问他：“你说她爱另外的男人，你有没有确实的证据？”他却说不出什么证据。最后这位律师说：“既然这样，你也保不住她不去找另外的男人。你如果不和她离婚，她又不愿和你共同生活，那不是都很痛苦吗？不如你和她离婚，大家都好。”这时法官也劝他离婚。最后由女方给男方多少钱了事，这件民事纠纷这样顺利解决在当时是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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