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元帅府深处那场无声的交锋,如同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其真正的波澜,要在数日之后,才以一种扭曲变形的姿态,缓慢而不可逆转地浮上水面。
最先嗅到风向变化的,永远是京城里那些最敏感、也最无所事事的权贵末流。
东城“醉仙楼”最高层的雅间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几名侥幸在大清洗中得以保全的旧勋贵子弟,正高谈阔论,他们刻意压低的声音里,却满是压抑不住的兴奋与幸灾乐祸。
“听说了吗?那位不可一世的林大元帅,前几日在三位尚书大人面前,可是结结实实地碰了个钉子!”说话的是理国公府的一名远房侄孙,他端着酒杯,脸上带着一丝病态的潮红。
“何止是碰钉子!”另一人立刻接话,语气中满是夸张的鄙夷,“我可是听家叔提了一嘴,那位林侯爷呈上去的北伐章程,简直是疯人呓语!要钱粮,要人丁,恨不得把整个大周的家底都掏空了去打他那一仗!结果呢?”
他得意地环视一圈,卖足了关子,才将声音压得更低,模仿着一种老成持重的语调:“张尚书只用一本户部的旧账,钱尚书只拿几张工部的图纸,孙尚书更是引了几条太祖爷定下的军律……三位大人联手,谈笑风生之间,便让那位杀神哑口无言,只能灰溜溜地将那份章程自己收了回去!”
他绘声绘色地讲完,随即发出一声轻蔑的嗤笑:“什么军神?什么元帅?说到底,不过是个没经过事的毛头小子。在真正的国之柱石面前,还不是被玩弄于股掌之间?”
“说得好!”
“来,为三位老大人,为我大周的‘规矩’,干了此杯!”
雅间内顿时响起一片附和与调笑之声。玻璃酒盏在空中碰撞,发出清脆的声响,映照着一张张充满了快意的脸。他们仿佛从这场“胜利”中,找回了些许昔日身为勋贵阶层的优越感,洗刷了那段被林乾支配的恐惧与屈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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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醉仙楼的私语还只是暗流,那么在恭亲王等残余势力的暗中推动下,这股暗流很快便汇成了一股席卷整个京城上流社会的公开舆论。
“三尚书智斗林元帅”的故事,被编成了无数个版本,在各种权贵的宴饮与清谈中,迅速成为最热门的谈资。
在这个故事里,林乾被描绘成一个被京城大捷冲昏了头脑的战争狂人。他年轻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妄图倾尽国力,发动一场毫无必要的、劳民伤财的远征。他的“总体战”构想,被解读为一种试图将整个帝国都绑上他个人战车的独断专行。
而户部尚书张敬言、工部尚书钱秉义、兵部尚书孙传庭这三位老臣,则被塑造成了深谋远虑、持重谋国的社稷之臣。他们不畏强权,以“祖宗之法”为盾,以“万民生计”为剑,巧妙地运用帝国百年形成的行政规则,成功地为这台失控的战争机器踩下了刹车。
他们与林乾在大元帅府的那场对话,被渲染成了一场新旧执政理念的巅峰对决。最终,代表着“稳健”与“经验”的旧臣,战胜了代表着“激进”与“狂妄”的新贵。
这场舆论战打得极为高明。它绝口不提林乾的功绩,也绝不质疑皇帝的任命,而是将所有矛盾都集中在“为君分忧”与“爱惜民力”这个道德制高点上。
一时间,“林侯爷好大喜功,三尚书老成谋国”的论调,成了京城上层社会的一种政治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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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风,很快便从王公府邸吹进了国子监的书斋。
一些思想保守、或是与旧勋贵沾亲带故的监生学子,开始引经据典,撰写文章。他们不敢公然批评手握帅印的林乾,便将所有的溢美之词都献给了三位尚书。
一篇题为《论古大臣之风》的文章,在监生之间广为流传。文中盛赞三位尚书“有古大臣之风骨”,是“不以雷霆之威为惧,但以社稷之安危为念”的典范。他们引经据典,将三位尚书比作汉之萧何、唐之房杜,称赞他们是“社稷之柱石,朝堂之压舱石”。
文章的字里行间,又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对当下某种“激进思潮”的忧虑。
“……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然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为一人之功名,而轻启战端,竭天下之财,疲万民之力,虽能拓土千里,然内里已虚,此乃秦皇之鉴,隋炀之辙,智者不取也……”
这些文字,看似公允客观,实则每一句都在含沙射影,将林乾的北伐大计,与历史上那些穷兵黩武的暴君行径画上了等号。
相较于上流社会**裸的拉踩,这种来自文人阶层的“理性批判”,杀伤力更为巨大。它为反对战争的行为,披上了一层“为国为民”、“深思熟虑”的理论外衣,让那股反对的声浪,显得愈发理直气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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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经过层层包装的消息,最终流传到市井之间时,便演变成了最直接、也最能引发恐慌的流言。
茶馆里,说书先生的惊堂木一拍,讲的不再是“帝妹下嫁”的风光,而是“侯爷点兵”的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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