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民国14年),天还没亮,黄埔军校的起床号就像一把锋利的刀,划破了广州清晨的寂静。
陈默猛地从硬板床上坐起,眼睛还没完全睁开,手已经摸到了叠在床头的军装——深灰色的布料粗粝却挺括,领口的铜扣泛着冷光。
这是他昨天刚领的军装,袖口还绣着“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的白色字样,像是一道醒目的烙印。
“动作快点!五分钟后操场集合!”
宿舍门口传来班长的吼声。
陈默迅速穿衣,动作麻利得不像个“富家子弟”——这是他在苏联特训时养成的习惯,三分钟内必须完成穿衣、叠被、整理装备,现在不过是把特训的习惯搬到了军校。
同宿舍的五个学员也慌忙起身,李松一边系腰带一边嘟囔:“这也太早了,在家我都能睡到大中午。”
赵鹏则对着镜子反复整理军帽,嫌弃地说:“这军装料子也太差了,比我家里的绸缎差远了。”只有那个乡下青年王虎,一声不吭地叠着被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棱角分明,一看就是练过的。
陈默看了眼王虎的被子,也赶紧调整自己的被角——军校的内务要求“豆腐块”,边角要能立住,床单要平整得没有一丝褶皱,要是被教官查到不合格,就得罚站军姿一小时。
他记得老周说的“细节决定成败”,连叠被子这种小事,都不能马虎。
五分钟后,陈默和宿舍学员准时站在操场。
整个步兵科的学员都到齐了,足足有两百多人,穿着统一的灰色军装,排成整齐的队列,像一片青灰色的森林。
晨雾还没散,空气里带着股湿冷的寒意,学员们站得笔直,谁也不敢动——队列训练要求“站如松”,哪怕有虫子爬在脸上,也不能抬手驱赶。
“全体都有,跑步走!”
教官一声令下,两百多人的脚步声整齐划一,震得操场的地面微微发颤。
陈默跟着队伍跑起来,呼吸均匀,步伐稳健——他提前半个月就开始晨跑,就是为了适应军校的体能训练。
赵鹏跑了没两圈就气喘吁吁,落在了队伍后面,被教官厉声训斥:“跟上!这点路都跑不动,还想当军人?”
晨跑结束后,是三十分钟的队列训练。
“立正!稍息!向左转!向右转!”教官的口令像炸雷一样,学员们的动作却参差不齐。
陈默做得格外标准——挺胸、收腹、抬头,手臂贴在裤缝,手指并拢,每一个动作都精准到位。
他知道,队列训练不仅是练动作,更是练纪律、练服从,只有表现得“听话”“认真”,才能不被教官注意,也不被同学排挤。
早餐是简单的糙米饭和咸菜,还有一碗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米汤。
赵鹏皱着眉,扒了一口饭就放下了筷子:“这饭怎么吃啊?比猪食还难吃。”
陈默却端起碗,大口吃起来——他在苏联吃过黑面包配冷水,在北平街头啃过硬邦邦的窝头,这点苦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他还悄悄把自己碗里的咸菜夹给赵鹏一些,笑着说:“凑活吃吧,吃饱了才有力气训练。”
赵鹏愣了一下,接过咸菜,语气缓和了些:“还是你够意思,不像某些人,就知道自己吃。”他指的是坐在对面的李松,李松正埋头吃饭,没注意到他们的对话。
陈默心里了然,赵鹏这种富家子弟,吃软不吃硬,偶尔示好,能拉近关系,却又不能太亲近——他记得老周说的“保持距离,适度融入”。
上午的课程是军事理论,设在教学楼的大教室。
教官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着“战略与战术的区别”,声音洪亮地讲解:“战略是全局,战术是局部;战略管长远,战术管当下……”
陈默听得格外认真,手里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他不仅要记知识点,还要观察周围的同学:谁听得最专注,谁在偷偷打瞌睡,谁在和旁边的人交头接耳。
坐在他前排的是个戴眼镜的学员,叫沈文,总是拿着本书在看,课间也不说话,显得有些孤僻。
陈默注意到,沈文看的书不是军校的教材,而是一本泛黄的《孙子兵法》,书页上还写着密密麻麻的批注。他心里一动——这个沈文,可能不简单,得留意着。
下午是实操训练,学习枪械拆卸与组装。
教官拿着一把毛瑟枪,一步步演示:“先卸弹匣,再拉枪栓,然后拆枪管……记住,动作要快,战场上,谁组装得快,谁就能先开枪!”
陈默拿起枪,手指熟练地拆卸零件——他在苏联练过无数次,闭着眼睛都能组装好。
可他故意放慢了速度,比最快的学员慢了两秒,刚好处于中等水平——他不能太出风头,也不能太落后,“中庸”是最好的保护色。
赵鹏笨手笨脚,零件掉了一地,急得满头大汗。
陈默走过去,装作不经意地帮他捡起零件,低声说:“别慌,按顺序来,先拆弹匣,再拆枪栓。”赵鹏感激地看了他一眼,跟着他的步骤,慢慢组装好了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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