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12日,凌晨4时,国民党**政变爆发。
雨停了,天色却像墨汁倒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南京鸡鹅巷的秘密情报组总部,大楼灯火通明,像一头巨兽睁着不眠的眼睛。
楼顶新装的探照灯来回扫射,白光掠过街巷,把每一道墙缝都照得惨白。院内停满黑色轿车,引擎怠速,随时准备出动。
3楼指挥室里,长桌铺着南京市区大地图,红蓝铅笔圈出密密麻麻的标记。
戴笠背手站在主位,黑色披风下垂,像一片凝固的夜。他抬眼扫过众人,声音不高,却带着金属般的冷硬:
“开始吧。”
陈默坐在他左手边,军便服熨帖,领口却微微敞开——汗水顺着脊背往下淌,却不敢抬手擦。他面前摆着一部黑色电话机,两部对讲机,一摞空白逮捕令。
此刻,他只需轻轻一挥手,一个名字就会被填上,一个人就会消失。
电话铃骤然响起。陈默拿起听筒,对面传来宪兵司令部急促的报告:“下关卡子查获共党嫌疑21名,已押往小营看守所!”
“继续搜,不要停。”陈默声音平稳,却像吞了一口碎玻璃。在记录本上写下“21”,再画一个红圈——这是“清党”开始后的第一批数字,后面还会滚雪球般膨胀。
凌晨四点三十分,中央路宪兵司令部。
铁门“哐啷”打开,一辆辆卡车驶出,车厢里站满持枪宪兵,枪刺在路灯下闪着幽蓝的光。卡车两侧贴着标语:“肃清赤化”“保卫北伐”。
沿街住户被引擎声惊醒,却不敢开窗,只敢隔着窗帘缝隙偷看——他们知道,又一个血色黎明来了。
下关火车站,宪兵把出口围得水泄不通。
每一列进站火车都要经过三道卡子:先查身份证,再搜行李,最后看手掌——掌心有茧、指缝有油墨的,一律扣下。
一个戴着圆眼镜的年轻人刚掏出“金陵大学”学生证,就被两名宪兵架住胳膊:“王之明是吧?带走!”
年轻人挣扎:“我是讲师,不是共党!”
回答他的是枪托重重一击,鲜血顺着额角流下,染红了“讲师”两个字。
凌晨5点,夫子庙老茶馆。
陈默的轿车悄然停在巷口。他一身便装,压低帽檐,快步穿过后院。
雅室里,老周早已等候,桌上摆着一壶“雨前龙井”,壶嘴冒着热气,却无人有心思喝。
“这是刚到的‘茶叶’。”老周把一只“六安瓜片”罐推过来,罐底藏着最新情报:“△已转移287人,剩余25人正走‘汤泉—滁县’山路;宪兵封锁下关、浦口,水陆皆断;便衣三组挨家搜查,遇可疑者即抓;请指示‘疑兵’是否放出?”
陈默迅速看完,用火柴点燃棉纸,看着它化为灰烬,才低声道:“疑兵今晚放,吸引火力;剩余25人,走‘朱家坝—全椒’水路,船已备好;口令改为‘秋蝉’,原口令作废。”
老周点头,又递过一张小报——是特务刚印发的《清党特刊》,头版大标题:“共党首要分子落网,首都治安确保!”
下面配着一张照片:一个青年被按在地上,头发凌乱,眼里却闪着倔强的光。陈默认出那是金陵大学学生骨干小赵,心头一紧,却面无表情地把小报折起,塞进衣袋。
上午8点,南京军政部广场。
军警列队,步枪上刺刀,像一片钢铁森林。广场中央,竖着新做的木牌,上写“肃清反动分子大会”。
台下,已跪了一排男女,每人颈后插着“反动”标牌,名字被红笔划了叉。人群围观,却鸦雀无声,只有细雨打在标牌上的“嗒嗒”声。
戴笠站在台上,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像金属摩擦:“……首恶必除,胁从不问!凡与赤党有牵连者,限期自首,否则格杀勿论!”
台下,一名中年妇人突然冲出,抱住跪在最边的青年哭喊:“我儿子不是共党!他是学生!”
宪兵上前,一枪托把妇人打倒,鲜血顺着她嘴角流下,却无人敢上前搀扶。
青年猛地抬头,嘶声喊:“妈——”回应他的,是宪兵队长拔枪上膛的“咔嚓”声。
上午10点,秘密情报组指挥室。
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像催命符。陈默面前,记录本上的数字不断攀升:“下关:67;夫子庙:43;浦镇:29;金陵大学:15;兵工厂:22……”
每添一个数字,他心头就像被针扎一下。
副科长李诚兴奋得脸色发红:“陈科,这才半天,就抓了二百多!戴老板说了,首功归咱们二科!”
陈默嘴角扯了扯,却笑不出声。他拿起对讲机,故意把声音压得极低:“注意,重点搜查‘老山矿洞’‘乌衣古镇’,发现可疑者,就地审查!”
——这是给组织留最后一条生路:若还有没赶上的同志,可避过这两处,走更偏远的“汤泉—滁县”山路。
中午12点,夫子庙老茶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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