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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主任的办公室在八楼，比钱景明的办公室更宽敞，也更气派。巨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是一整面墙的书柜，摆满了各种书籍和文件，透着一股浓厚的学者型官员的气息。
我敲门进去的时候，他正背着手，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俯瞰着海州市的晨景。
“主任，您找我。”我站定在他身后，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王一鸣转过身来，脸上带着温和的笑意。他比在临川时显得更加沉稳，眼神也愈发深邃。他扬了扬手中拿着的那份文件，正是我的那份会议纪要。
“江远啊，这份纪要，是你整理的？”
“是的，主任。昨晚钱处长安排的，时间比较紧，可能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请您批评指正。”我谦逊地回答。
“不成熟？”王一鸣笑了，他走到办公桌前，将纪要平摊在桌面上，用手指点了点，“我看，是太成熟了。”
他拿起一支红笔，在纪要的几个关键标题下，画了几个圈。
“‘以数据要素为核心，重塑传统产业价值链’，‘警惕数字经济领域的‘马太效应’，强化政府引导与监管’，‘构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创新平台’……”他一边念，一边点头，“这些提法，都非常好。把一场务虚的座谈会，提炼出了可以落地的政策方向。你没有参加会议，能做到这一点，很不简单。”
“我只是把各位领导的发言，做了些梳理和归纳。”
“不，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归纳了。”王一鸣的目光变得锐利起来，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这是‘解读’。你读懂了这场会议的‘潜台词’，也读懂了我希望在这场会议上，听到什么，得到什么。”
他的话，让我心中一凛。我知道，我那点小心思，根本瞒不过这位以眼光毒辣着称的领导。
“江远，”他放下笔，语气变得语重心长，“我把你从临川调上来，是顶着一些压力的。很多人觉得，一个县里来的干部，视野和格局，都有限。你这份纪要，算是替我，也替你自己，做了一次有力的证明。”
“谢谢主任的信任和栽培。”我由衷地说道。
“但是，”他话锋一转，“我也要提醒你。在市里，光会写材料，是不够的。”
他走到书柜前，从里面抽出一份厚厚的卷宗，递给我。
“这是去年，我们委里牵头做的，关于‘海州港口经济转型升级’的课题调研报告。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我接过报告，入手极沉。
“在县里，你可能只需要把领导的意图，写成漂亮的文章。但在市里，特别是在我们发改委，你写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关系到一个产业的兴衰，关系到几百亿的投资。你的文章，不能光是‘漂亮’，更要‘精准’，要‘有料’。”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报告：“精准和料，从哪里来？从这里来。从这些堆积如山的报告、数据、案例里来。所以，在市里，一个优秀的笔杆子，不仅要会‘写’材料，更要会‘看’材料，会‘找’材料。你要把自己，修炼成一部‘活字典’，一个‘数据库’。别人还在找论据的时候，你已经能把相关的政策、数据、案例，信手拈来。这，才是你在市里安身立命的真本事。”
王一鸣的这番话，如醍醐灌顶，让我瞬间明白了自己未来的努力方向。他不仅肯定了我的长处，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的短板，并为我规划了成长的路径。
这番“推心置腹”的教诲，也无形中向整个发改委，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江远，是我王一鸣看重的人。
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我能明显感觉到，走廊里遇到我的同事，眼神里都多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有好奇，有探究，当然，也有不易察觉的嫉妒。
当我回到综合调研处时，这种感觉，愈发强烈。
钱景明处长脸上的笑容，比昨天真诚了许多。他主动让我坐下，给我讲了许多处里的业务情况，言语间，已然把我当成了可以分担核心工作的副手。
老马哥看我的眼神，也不再是那种事不关己的淡漠，他甚至主动起身，帮我的水杯里续上了热水，笑着说：“小江，有前途啊。”
唯独李伟，他的反应，最是微妙。
他依然对我笑脸相迎，甚至比之前更加热情。他主动拿了一些他正在跟进的材料，说是让我“熟悉一下”，还说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他。
但在这份过度热情的背后，我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深深的戒备和……敌意。
我的“一战成名”，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在此之前，他是处里当仁不让的“第一笔杆子”，是钱处长最倚重的左膀右臂。而我的出现，并且是以这种被大领导公开“点赞”的方式出现，无疑是直接挑战了他在处里的核心地位。
接下来的几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做“无声的战争”。
钱处长开始正式给我安排工作，他将一个关于“优化我市营商环境”的课题，交给了我，让我负责前期的资料收集和框架搭建。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任务，也是一个向我示好的明确信号。
然而，当我真正开始着手工作时，才发现困难重重。
我需要查阅近三年来，市里所有相关的政策文件、领导讲话和督查报告。这些资料，一部分在办公系统里能找到，但更多更核心的，都以纸质版的形式，存放在李伟负责保管的文件柜里。
当我向他索要时，他总是满口答应，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哎呀，江远，真不好意思，你看我这脑子，昨天一忙就给忘了。你等等，我马上给你找。”
“江远，你要的那份文件，我记得好像是借给办公室了，我帮你去问问。”
“那份报告啊？太不巧了，昨天刚被市政府研究室的人调走，说是要参考一下。”
他总能找到各种合情合理的理由，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无功而返。他不会直接拒绝我，但就是用这种“拖”字诀，让我有火发不出。
除了文件，还有会议。
处里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临时碰头会、沟通会。李伟作为老同志，负责会议通知。于是，我就成了那个“总也接不到通知”的人。
等我从别人口中得知会议已经开完，跑去问他时，他总是一脸无辜和懊恼。
“我的天！江远，你看我这事办的！光想着通知外单位的人了，把你给忘了！我的错我的错，我检讨！”
他把姿态放得极低，把歉道得极诚恳，让你根本无法指责他什么。但实际上，他已经成功地，将我排除在了一个又一个的核心信息圈之外。
我像一个被困在玻璃罩里的人，能看见外面发生的一切，却听不到声音，也无法参与其中。我被架空了，成了一座彻头彻尾的“信息孤岛”。
这种感觉，比任何公开的打压和排挤，都更让人憋屈和无力。
我知道，这是李伟对我的反击。他在利用自己经营多年的人脉和信息渠道优势，对我进行降维打击。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我江远，不过是一个会写几句空头文章的书呆子，一旦离开现成的材料，就寸步难行。
转机，或者说危机，发生在一周后。
王一鸣主任要向市长做一次专题汇报，内容就是关于“优化营商环境”。他要求我们处，在两天内，拿出一份详实的数据分析报告，作为汇报的支撑材料。
钱处长将任务分解，李伟负责宏观政策梳理，我负责企业案例和数据分析。
这是一个我证明自己的绝佳机会，但同时，也是李伟给我设下的，最大的一个陷阱。
他十分“热情”地，将一个加密U盘交给我，说里面是他花了好几天时间，从统计局、税务局等各个部门搜集来的最新数据，省得我再跑腿了。
“江远，这可是第一手资料，还没对外公布呢！你可得抓紧用，用完了赶紧还我。”他拍着我的肩膀，笑得格外“真诚”。
我嘴上连声道谢，心里却升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
回到座位，我将U盘插入电脑，打开那个加密的Excel表格。里面密密麻麻，全是我市上千家重点企业的经营数据，看起来详实无比。
但我仔细翻看了几行之后，眉头，却越皱越紧。
不对劲，太不对劲了。
以我之前在临川搞产业升级项目时积累的经验，表格里好几家我知道内情的企业，它们的营收、利润、税收数据，都和我记忆中的，有不小的出入。这些数据，看起来很新，但似乎……是去年的。
李伟，给了我一份过时的数据。
我瞬间惊出了一身冷汗。
如果我用这份数据去做分析，写成报告交上去，那么在向市长汇报的时候，一旦被某个熟悉情况的领导当场指出数据错误……
那后果，不堪设想。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职场倾轧了，这是一次恶毒的、足以断送我政治前途的“谋杀”。
我抬起头，看向李伟。他正假装专注地看着电脑，但眼角的余光，却在偷偷地观察着我的反应。
我们的目光，在空中，无声地碰撞了一下。
我看到了他眼神深处，一闪而过的，得意的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