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岛的四月,樱花瓣还带着末春的柔润,风一吹便簌簌落在广岛和平公园的石板路上,混着空气中若有似无的青草香,却总让人记起1945年这里曾有的灼痛——那片被战火撕裂的土地,如今立着和平纪念塔,陈列着见证苦难的遗物,每一处角落都在无声诉说着对战争的抗拒与对和平的渴求。
而这一天,公园的西北角又多了一道特殊的景致,一座刻着太极招式的“和平忏悔碑”,正迎来它的揭幕时刻。
李天骥站在碑前,指尖轻轻拂过石碑边缘细腻的纹路。
这座碑不算巍峨,却透着沉甸甸的分量,碑身主体是青灰色的花岗岩,经匠人打磨得温润却不光滑,仿佛要将岁月的厚重与战争的粗糙都凝在石上。
碑的正面没有复杂的浮雕,只以阴刻手法勾勒出两组太极招式:左侧是“云手”,招式舒展,双臂如揽流云,透着从容的力道;右侧是“揽雀尾”,动作沉稳,似护珍宝,藏着包容的心意。两组招式之间,刻着几行鎏金铭文,字体遒劲却不张扬:“战起则家破,兵戈则人亡;以武止戈,以和化怨;忏悔过往,共护太平。”
此刻,公园里早已聚满了人。
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手里攥着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战火中逝去的亲人;有带着孩子的父母,轻声给孩子讲述石碑背后的故事;还有不少媒体记者,镜头对准石碑,也对准人群中那些特殊的身影——几个穿着深色西装、面色紧绷的男人,正是此前坚决反对立碑的右翼分子。
当初提议在广岛和平公园立“和平忏悔碑”时,李天骥便预料到会有阻力。
有人说,广岛已是战争受害者的纪念地,再立“忏悔碑”是“自揭伤疤”;更有右翼分子公开抗议,声称“不应过度渲染战争罪责”,甚至多次在李天骥的住处和办公地点外聚集,言辞激烈地反对立碑计划。
但李天骥从未动摇。他记得第一次来广岛时,在和平纪念资料馆里看到的那只烧焦的书包,书包上还留着孩子的名字,据说是战争爆发时,孩子正背着书包上学,瞬间便被战火吞噬;他也记得和一位幸存的老人聊天,老人说“最痛的不是自己受的伤,是看着身边人一个个倒下,却连一句告别都来不及说”。
那些画面、那些话语,像重锤一样砸在他心上,也让他更加坚定:和平不该只停留在“纪念受害者”,更该走向“正视罪责、忏悔过往”——只有真正承认错误,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这便是他推动立碑的初心。
为了让这座碑被更多人理解,李天骥花了近一年时间奔走。
他一次次和广岛市政府沟通,阐述立碑的意义;他带着太极传承人的身份,走进当地的社区、学校,用太极“以柔克刚、以和为贵”的理念,讲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
他说:“太极不是用来争强好胜的功夫,是教人懂得收敛锋芒、包容差异的智慧;就像和平不是靠遗忘换来的,是靠正视过往、彼此体谅才守得住的。”
渐渐地,反对的声音弱了下来。
不少曾中立的市民开始支持他,甚至有几位广岛本地的匠人主动提出,要免费参与石碑的雕刻,“想亲手为和平做点事”;就连此前态度强硬的右翼分子中,也有人悄悄来听过他的宣讲,只是那时,他们依旧不肯松口,只说“要等碑立起来,看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揭幕仪式的钟声敲响时,李天骥走上台,没有冗长的致辞,只说了短短一段话:“这座碑,刻的是太极,写的是和平,藏的是忏悔。太极讲‘阴阳相济’,就像战争与和平从不能割裂——只有记得战争的阴寒,才懂和平的温暖;只有愿意为过往忏悔,才能守住未来的安宁。”
话音落下,人群中静了片刻,随即响起轻轻的掌声。
而那些右翼分子,站在人群的边缘,目光紧紧盯着碑上的太极招式与铭文,脸上的紧绷渐渐褪去。
其中一个名叫佐藤的男人,今年五十多岁,父亲曾是二战时期的士兵,战后一直不愿提及战争的经历,直到临终前,才含糊地说过一句“当年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无辜的人倒下,心里一直不安”。
佐藤以前总觉得,父亲的不安是“没必要的”,甚至觉得外界对“战争罪责”的讨论是“刻意针对”。
可此刻看着碑上“战起则家破,兵戈则人亡”的铭文,又想起父亲临终前的模样,想起他曾在资料馆里看到的那些战争遗物,过往刻意忽略的画面突然涌了上来:烧焦的房屋、哭泣的孩子、失去亲人的人们……那些画面像针一样扎在心上,让他胸口发闷,眼眶渐渐红了。
他身边的另一个右翼分子,比他年长几岁,曾亲身经历过战争的尾声,小时候跟着母亲躲在防空洞里,听着外面的炮火声,总怕下一秒就会失去母亲。
那时他不懂为什么会有战争,长大后却被错误的观念影响,觉得“不该只强调自己的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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