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眼中的历史 第12章 裴松之

裴松之：给《三国志》“填坑”的南朝“补史狂魔”——从“学霸村官”到“三国史料缝合怪”

第一章 河东裴家的“细节控”：从小爱抠历史的“问题儿童”

公元372年，东晋的河东郡（今山西运城）格外热闹——不是因为打仗，也不是因为丰收，而是裴家添了个男娃，取名“松之”。这裴家可不是普通人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顶级门阀”之一，往上数几代，出过尚书、刺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自带官宦基因的书香世家”。别的豪门小孩出生，家里人忙着算“将来能当多大官”，裴松之的爷爷却抱着他翻《左传》：“咱裴家的娃，先得把历史读明白！”

裴松之的童年，跟别的贵族小孩完全不一样。人家三岁学骑马、五岁练书法，他三岁抱着《史记》啃，五岁就敢跟教书先生“抬杠”。有次先生讲《史记·项羽本纪》，说“项羽巨鹿之战破釜沉舟”，裴松之突然举手：“先生，《汉书》里说项羽是‘沉船破釜’，到底是先沉船还是先破釜？还有，他带了多少兵？《史记》没说清楚啊！”先生当场愣住，半晌才笑道：“这娃是个‘历史杠精’，将来得去编史书！”

那时候的东晋，天天忙着跟北方的胡人打仗，朝堂上还党争不断，老百姓日子过得鸡飞狗跳，裴松之却一门心思扎进书堆里。他家的书房比卧室还大，竹简、绢书堆得像小山，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爬起来看书，中午吃饭都得老妈喊三回——有次老妈把饭端到书房，他盯着《后汉书》里的“三国部分”，居然把筷子伸到墨水瓶里蘸了蘸，还咂咂嘴说“今天的菜有点咸”，逗得老妈又气又笑：“你再这么看书，迟早把自己看傻！”

裴松之十几岁的时候，已经成了河东有名的“小才子”，尤其精通“三国史”。那时候市面上能看到的三国史料特别杂，有陈寿写的《三国志》，还有鱼豢的《魏略》、王沈的《魏书》，说法经常打架。比如“刘备三顾茅庐”，《三国志》里就一句话：“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裴松之看完就琢磨：“这‘三往’是哪三天？路上遇到啥了？诸葛亮一开始为啥不见？”为了弄明白，他专门托人从建康（今南京）带回来一本《诸葛亮集》，翻了半天也没找到答案，气得他拍桌子：“以后我要是有机会，非得把这些坑都填上！”

谁也没想到，这句“气话”后来成了他一辈子的“KpI”。更有意思的是，裴松之年轻时还当过“村官”——他二十岁那年，被推荐为“州主簿”（相当于现在的县政府秘书），负责记录地方大事。别人当主簿都应付差事，他却较真到不行：比如记录“某乡丰收”，他非得去田里数麦穗，确认“亩产多少斛”；记录“某户人家打官司”，他得把双方的证词、证据都记下来，比判官还仔细。上司骂他“小题大做”，他却反驳：“现在记的是小事，将来就是历史，不能瞎写！”

就这样，裴松之从“爱抠细节的小孩”长成了“较真的青年”，肚子里装了一肚子三国史料，还练出了“辨真伪、补遗漏”的本事。这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自己会被一个皇帝“选中”，去完成一件改写中国史学的大事——给《三国志》做注，把那些年他没填完的坑，一次性填个够。

第二章 宋文帝的“命题作文”：给《三国志》“加戏”的艰巨任务

公元420年，东晋灭亡，刘裕建立南朝宋，也就是“刘宋”。这时候的裴松之已经快五十岁了，当了一辈子官，从主簿做到了国子博士（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肚子里的学问越来越多，却始终没忘了年轻时的“三国梦”——直到宋文帝刘义隆登基，他的机会来了。

宋文帝是个“历史迷”，尤其喜欢看《三国志》。但他看《三国志》的时候，总觉得“不过瘾”——陈寿写的《三国志》太简略了，简直像“三国版流水账”。比如写“赤壁之战”，陈寿就写了“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连诸葛亮怎么舌战群儒、周瑜怎么火烧战船都没提；写“赵云救阿斗”，只有“云身抱弱子，即后主也，保护甘夫人，即后主母也，皆得免难”，连“七进七出”的影子都没有。宋文帝越看越郁闷，跟大臣抱怨：“陈寿这书，就像吃火锅只给清汤，没肉没菜没蘸料，看得我难受！”

大臣们一听，就推荐了裴松之：“陛下，裴松之精通三国史，还特别能找史料，让他给《三国志》做注，肯定能把‘火锅’填满！”宋文帝一听，立马召见裴松之。

那天的召见场景，特别像“老板给员工派活”。宋文帝把《三国志》往裴松之面前一扔，开门见山：“裴博士，这书我看完了，太简略！你给我做注，不用像以前的注那样只解释字词，要把陈寿没写的、写漏的、写得模糊的，都给我补全了——不管是杂史、别传，还是民间传说，只要靠谱，都能加进去！”

裴松之一听，眼睛都亮了——这不就是他年轻时想干的事吗？他当场拍胸脯：“陛下放心，我一定把《三国志》注得‘有肉有菜有蘸料’，让您看得过瘾！”宋文帝高兴坏了，立马下旨：“给裴博士调最好的竹简、最浓的墨，再把国家图书馆的三国史料都给他开放，让他专心注书，不用管别的事！”

就这样，裴松之接了个“国家级大项目”，成了《三国志》的“专属补坑人”。但他很快发现，这活比他想象的难多了——以前他只是自己找史料玩，现在是“奉旨补史”，不仅要补得多，还得补得准，不能瞎编。

首先是“找史料”的难题。那时候没有“搜索引擎”，裴松之只能泡在国家图书馆（当时叫“秘阁”）里，把所有跟三国有关的书都翻出来。他找的书五花八门：有官方史书，比如《魏书》《吴书》；有私人写的杂史，比如《魏略》《江表传》；还有名人传记，比如《诸葛亮集》《赵云别传》；甚至还有民间流传的“八卦集”，比如《语林》《世说新语》里的三国故事。他就像个“网购成瘾的剁手党”，看到跟三国有关的史料就“买买买”（其实是抄抄抄），短短几个月，抄的竹简堆得比他还高，秘书都抱怨：“裴博士，再这么抄下去，咱们书房都装不下了！”

然后是“辨真伪”的难题。三国时期的史料特别乱，同一个事有好几种说法。比如“诸葛亮到底有没有斩马谡”，《三国志·诸葛亮传》说“戮谡以谢众”，《马谡传》说“下狱物故”（在监狱里病死），《襄阳记》又说“谡临终与亮书”——三种说法，哪个是真的？裴松之没像别的注家那样随便选一个，而是像“侦探破案”一样，对比时间线、找证人（其他史书的记载），最后在注里写：“按《诸葛亮传》与《马谡传》说法不同，今考《襄阳记》载谡临终书信，恐‘戮谡’为实，‘下狱物故’或为传闻之误。”既给出了自己的判断，又没否定其他说法，特别严谨。

还有“取舍”的难题。有些史料特别离谱，比如有人说“曹操是夏侯家的后代，他爹曹嵩是夏侯渊的叔叔”，裴松之一看就觉得不靠谱——他翻了《曹瞒传》《魏书》，都没这么说，而且曹操和夏侯家是亲家，不是一家。他就在注里吐槽：“此说无凭，恐为好事者编造，今不取。”像个“严格的编辑”，把垃圾史料都给“退稿”了。

就这样，裴松之每天泡在书房里，一边找史料，一边辨真伪，一边写注，忙得脚不沾地。他老婆心疼他，劝他：“你都五十多了，别这么拼，万一累坏了怎么办？”裴松之却笑着说：“我这是在‘圆年轻时的梦’，越忙越开心！”

第三章 《三国志注》诞生记：把“清汤火锅”做成“满汉全席”

如果说陈寿的《三国志》是“清汤火锅”，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就是“加了肉、菜、蘸料、小吃的满汉全席”——不仅量大，还花样多，让每个读三国的人都能“吃饱吃好”。

裴松之注《三国志》，有四个“独门秘诀”，后来被史学界称为“裴氏四法”：补阙、备异、惩妄、论辩。说通俗点，就是“补漏、存疑、打假、评论”——这四招下来，《三国志》直接从“极简版”变成了“豪华版”。

先说说“补阙”（补漏），这是裴松之最擅长的。陈寿没写的内容，他全给补上了，而且补得特别精彩。比如“隆中对”，《三国志·诸葛亮传》里只有“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具体说啥没了。裴松之就找来了《诸葛亮集》，把“隆中对”的全文都抄进注里，从“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到“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一字不差，让诸葛亮的“战略大师”形象一下子立起来了。宋文帝看完这段注，拍着桌子说：“原来诸葛亮当年说了这么多！裴松之这是把‘失踪的台词’都找回来了！”

再比如“郭嘉之死”，陈寿只写了“年三十八，自柳城还，疾笃，太祖问疾者交错。及薨，临其丧，哀甚”，没说郭嘉是怎么生病的，也没说曹操有多伤心。裴松之就找来了《傅子》，在注里补了一段：“太祖征乌丸，嘉言于太祖曰：‘兵贵神速……’太祖从之，遂行。未至柳城百馀里，虏乃知之，尚与蹋顿将数万骑逆军。太祖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嘉深通有算略，达于事情。太祖曰：‘唯奉孝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疾卒。太祖临其丧，哀甚，谓荀攸等曰：‘诸君年皆孤辈也，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后事属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这段注一补，郭嘉的“智”和曹操的“痛”都出来了，比原文生动十倍。

然后是“备异”（存疑），就是把不同的说法都列出来，让读者自己判断。比如“孙策之死”，《三国志·孙策传》说“策单骑出，卒与客遇，客击伤策”，没说刺客是谁。裴松之就找来了三种说法：《江表传》说刺客是“吴郡太守许贡之门客”，因为许贡被孙策杀了，门客报仇；《九州春秋》说刺客是“袁绍遣人”，因为孙策跟袁绍有仇；《志林》又说“策性好猎，数出驱驰，所乘马精骏，从骑绝不能及，卒遇客，客射之，中颊”——三种说法，裴松之都写进注里，还加了一句：“诸说不同，今并录之，以存其疑。”像个“公平的裁判”，不偏不倚，特别靠谱。

再说说“惩妄”（打假），就是揭穿假史料。比如有人写了本《蜀记》，说“诸葛亮在五丈原病死前，给司马懿写了封信，劝他投降”。裴松之一看就笑了：“这明显是假的！诸葛亮和司马懿是死对头，怎么可能劝他投降？而且《三国志》《诸葛亮集》里都没这事，《蜀记》的作者是晋朝人，说不定是为了捧司马懿编的！”他就在注里把《蜀记》的说法列出来，然后一条条反驳，最后说：“此说虚妄，不足信也。”像个“史料打假博主”，把假新闻拆得明明白白。

最后是“论辩”（评论），就是裴松之自己发表看法。比如陈寿在《三国志》里说“刘备永安托孤，谓诸葛亮曰：‘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说刘备这是“试探诸葛亮”，有人说刘备是“真心托付”。裴松之就在注里写：“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讬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意思是“刘备是真心信任诸葛亮，这是古今君臣的典范”——他的评论有理有据，后来很多历史学家都认可。

就这样，裴松之用了三年时间，完成了《三国志注》。这部注本比陈寿的原文多了三倍还多，引用的史料多达二百多种，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经失传了，全靠裴松之的注才保留下来。当他把注本交给宋文帝的时候，宋文帝一口气看完，高兴得睡不着觉，跟大臣说：“裴松之真是个‘奇才’！他注的《三国志》，比原文还好看！以后大家看《三国志》，必须得看裴注，不然等于没看！”

第四章 雅号背后的硬核实力：“三国史料缝合怪”不是吹的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火了之后，后人给他起了一堆雅号，比如“陈寿背后的男人”“三国补史狂魔”“史料缝合怪”——每一个雅号，都对应着他实打实的硬核实力，不是随便吹的。

先说说“陈寿背后的男人”这个雅号。陈寿写《三国志》的时候，因为西晋刚统一，很多三国史料还没整理好，而且他怕得罪司马家（毕竟西晋是从曹魏来的），所以写得特别谨慎，很多事不敢写、不想写、不能写。比如“曹魏篡汉”，陈寿只写“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告祠高庙。使兼御史大夫张音持节奉玺绶禅位”，把“篡汉”写成“禅位”，一点都不客观。而裴松之不怕，他找来了《献帝传》，把“曹丕逼汉献帝禅位”的全过程都写进注里，包括汉献帝怎么哭、曹丕怎么装模作样推辞，让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逼宫，不是禅位”。

有人说：“没有陈寿，就没有《三国志》；没有裴松之，就没有完整的《三国志》。”陈寿是“开创者”，裴松之是“完善者”——就像一个人盖了栋房子，陈寿只盖了框架，裴松之却给房子装了门窗、铺了地板、刷了墙，还添置了家具，让房子能住人、住得舒服。所以“陈寿背后的男人”这个雅号，特别贴切。

再说说“三国补史狂魔”。这个雅号突出的是裴松之“找史料的疯狂”。为了注《三国志》，他几乎把当时能找到的三国史料都翻遍了，不管是官方的、私人的，还是国内的、国外的（比如当时流传到南朝的吴国史料），只要跟三国有关，他都想办法弄到手。比如为了写“孙权的早年经历”，他找来了《吴历》《江表传》《吴书》三种书，对比着看，把孙权怎么跟周瑜、鲁肃认识，怎么接手江东基业，都补得明明白白；为了写“关羽的生平”，他不仅找了《蜀记》《襄阳记》，还找了《魏书》里的记载，甚至连民间流传的“关羽刮骨疗毒”的故事，他都找来了《华阳国志》做验证，确认是真的才写进注里。

更疯狂的是，他连“小人物的故事”都不放过。比如《三国志》里只提了一句“王粲善属文”，裴松之就找来了《典略》，把王粲怎么“过目不忘”（看别人下围棋，棋盘被打乱，他能重新摆出来）、怎么写《登楼赋》，都写进注里；《三国志》里说“王凌谋反被诛”，裴松之找来了《魏略》，把王凌谋反的原因、过程，甚至他临死前说的话，都补得清清楚楚。有人说他“补史补得魔怔了”，他却笑着说：“历史不是大人物的专利，小人物的故事也该被记住。”

最后是“史料缝合怪”——这个雅号听起来有点调侃，但其实是夸他“整合史料的能力强”。裴松之找的史料特别杂，有详有略、有真有假、有官方有民间，就像一堆零散的“拼图碎片”，而他就像个“拼图大师”，能把这些碎片有条不紊地拼起来，还拼得特别好看。

比如“赤壁之战”，陈寿的原文只有几十个字，裴松之却用了《江表传》《吴历》《魏略》《蜀记》四种史料，把“诸葛亮舌战群儒”“周瑜分析军情”“黄盖献苦肉计”“火烧战船”“曹操逃跑”这些情节都拼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赤壁之战故事线”，比小说还精彩。而且他不是简单地把史料堆在一起，而是按时间顺序、逻辑关系排列，还在旁边加“注释”，告诉读者“这段来自哪本书”“那段跟哪本书说法不一样”，让读者看得明明白白，不糊涂。

后来的历史学家评价说：“裴松之的注，不是简单的‘补充’，而是‘再创作’——他用别人的史料，写了一本新的‘三国史’。”这个评价特别到位，因为裴松之不仅补了史料，还开创了“注史的新玩法”——以前的注家都是“注字、注词、注典故”，裴松之却“注事件、注人物、注观点”，把“注”从“辅助”变成了“主角”之一。

除了这三个主要雅号，裴松之还有个不太出名的雅号：“三国吐槽王”——因为他在注里经常“吐槽”陈寿的简略、吐槽假史料的离谱、吐槽某些历史人物的做法。比如陈寿没写“曹操杀吕伯奢”，裴松之找来了《魏书》《世说新语》《孙盛杂记》三种说法，然后在注里吐槽：“陈寿居然不写这事！这么重要的事，关系到曹操的人品，怎么能漏呢？”比如看到有人说“诸葛亮跟司马懿打过仗，诸葛亮输了”，他又吐槽：“这是瞎编！诸葛亮北伐的时候，司马懿大多是防守，没赢过几次，怎么可能诸葛亮输了？”这种“敢说真话”的吐槽，让他的注本更接地气，更受读者喜欢。

第五章 注本之外的人生：“较真官”与“老学霸”的双重身份

很多人只知道裴松之是“注《三国志》的史学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个“较真的官”和“活到老学到老的学霸”——他的人生，可比“注史”这一件事精彩多了。

先说他“较真官”的身份。裴松之当官的时候，跟他注史一样，特别较真，不管是小事还是大事，都要弄个明白，绝不敷衍。比如他在任“永嘉太守”（相当于现在的市长）的时候，当地发生了一起“田地纠纷”：两户人家争一块田，都说“这田是我家的”，吵了好几年都没解决。前任太守都懒得管，裴松之却不一样——他找来了当地的老农户，问“这田以前是谁种的”；翻了县里的旧档案，查“这田的税是谁交的”；甚至还去田里看“土壤的情况，跟哪户人家的其他田地一样”。最后查明，田是张家的，李家是强占的。李家不服，裴松之就把证据一条条摆出来，李家无话可说，只能把田还给张家。老百姓都说：“裴太守比包青天还较真，以后有纠纷找他准没错！”

还有一次，他在任“国子博士”的时候，负责给太子讲课。太子上课的时候走神，问他：“先生，历史都是过去的事，记那么清楚有啥用？”裴松之当场就严肃起来：“殿下，历史是‘镜子’——看以前的人怎么做，就能知道现在该怎么做；看以前的国家怎么兴、怎么亡，就能知道现在该怎么治国。比如汉武帝穷兵黩武，汉朝差点灭亡；汉文帝休养生息，汉朝就兴盛起来。这些都得记清楚，不然会犯同样的错！”太子被他说得脸红，从此上课再也不敢走神了。

再说他“老学霸”的身份。裴松之活了八十岁，一辈子都在学习，从来没停下过。他五十岁注《三国志》，六十岁还在学《汉书》，七十岁居然开始学“梵文”（当时佛教刚传入中国，梵文是佛教经典的文字）。有人问他：“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学梵文干啥？”他笑着说：“佛教里有很多关于历史、哲学的知识，不学梵文就看不懂原版经典，多可惜啊！”他还跟年轻人一起讨论学问，一点都不摆“老资格”。有个年轻学者跟他争论“《史记》和《汉书》哪个好”，裴松之不仅不生气，还跟他一起翻书，一条条找证据，最后说：“《史记》写得活，《汉书》写得严谨，各有各的好，不能说哪个更好。”

裴松之还有个“怪癖”——走到哪都带着书。他出差的时候，马车上装的不是衣服、钱财，而是竹简和绢书；他跟朋友吃饭的时候，聊的不是官场八卦，而是“某本史书记载错了”“某个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对”。他老婆笑话他：“你这辈子，除了书，就没别的爱好了。”他却反驳：“书里有比金银珠宝更珍贵的东西——知识和真相。”

裴松之晚年的时候，宋文帝还想让他再注一本史书，比如《后汉书》。裴松之却婉拒了：“陛下，我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手也抖，再注书怕出错。不如把机会让给年轻人，我可以给他们当顾问，帮他们找史料、辨真伪。”宋文帝感动得不行，说：“裴博士真是个‘老实人’，不贪名不贪利，只想着把学问做好。”

就这样，裴松之在公元451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他去世后，家里人整理他的遗物，发现除了官服和生活用品，剩下的全是书和抄录的史料，还有一本没写完的“三国史料补遗”——原来他到死，都没忘了三国史。

第六章 影响千年的“注史天花板”：从唐宋到现在都在“抄他的作业”

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不仅在南朝宋火了，还影响了中国史学近千年，成了“注史的天花板”——不管是唐朝的史学家，还是宋朝的文人，甚至是现在的历史学者，都在“抄他的作业”，学他的注史方法。

先说说唐朝。唐朝的“史学三大家”——房玄龄（编《晋书》）、刘知几（写《史通》）、杜佑（编《通典》），都特别佩服裴松之。房玄龄编《晋书》的时候，遇到“史料多、说法杂”的问题，就学裴松之的“备异”法，把不同的说法都列出来，比如“石勒的出生地”有两种说法，他就都写进《晋书》里，还加了注释；刘知几在《史通》里专门写了一篇《补注》，说“裴松之的注，是注史的典范，以后的注家都得学他”；杜佑编《通典》的时候，学裴松之的“补阙”法，把很多“正史没写的制度、风俗”都补进去，让《通典》成了“唐朝的百科全书”。

唐朝还有个大诗人叫杜甫，他也是裴松之的“粉丝”。杜甫喜欢看裴注《三国志》，尤其喜欢诸葛亮的故事，他写的“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蜀相》），“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蜀相》），里面的很多细节都来自裴松之的注。有人说，杜甫能写出这么有历史感的诗，跟他看裴注《三国志》分不开——裴松之把诸葛亮写“活”了，杜甫才能把诸葛亮“唱”活。

到了宋朝，裴松之的影响力更大了。宋朝的“史学大家”司马光编《资治通鉴》的时候，写“三国部分”几乎全靠裴松之的注——因为《三国志》太简略，《资治通鉴》需要详细的史料，裴松之的注正好提供了。比如写“司马懿装病骗曹爽”，司马光就抄了裴松之注里的《魏略》记载，把司马懿怎么“卧床不起”“口不能言”，怎么偷偷策划政变，都写得清清楚楚；写“刘禅投降”，司马光抄了裴松之注里的《汉晋春秋》记载，把刘禅“乐不思蜀”的故事写进《资治通鉴》，让这个典故流传千古。

宋朝的文人也特别喜欢裴注《三国志》。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都看过，苏轼还在自己的文章里引用裴松之的注，比如他写“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引用了裴注里的《魏书》记载，说“曹操其实是‘奉天子以令不臣’，跟别人说的不一样”；王安石变法的时候，还引用裴注里的“诸葛亮治蜀”故事，说“诸葛亮在蜀地实行法治，让蜀地富强，我们变法也该学他，严格执行法令”。

到了近现代，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依然是“三国史研究的必读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书凡二百馀种，今多亡佚，故其注诚宝贵。”意思是“裴松之引用的史料很多都没了，他的注特别珍贵”；**也喜欢看裴注《三国志》，他在分析“三国时期的战略”时，经常引用裴注里的记载，比如分析“赤壁之战的胜负原因”，就用了裴注里的“周瑜分析曹军弱点”的内容。

现在的历史课本、三国题材的电视剧、小说，也都离不开裴松之的注。比如课本里的“隆中对”“赤壁之战”，细节都来自裴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桃园三结义”（虽然《三国志》没写，但裴注里引了《蜀记》的相关记载）、“关羽刮骨疗毒”，都参考了裴松之的注；甚至连游戏《三国杀》里的武将技能，比如“诸葛亮的‘空城’”“郭嘉的‘遗计’”，技能描述都能在裴注里找到依据。

有人说：“如果没有裴松之，我们现在看到的三国，会是一个‘残缺的三国’——没有诸葛亮的隆中对，没有赤壁之战的火烧战船，没有赵云的七进七出，没有关羽的刮骨疗毒。”这话一点都不夸张，裴松之用他的注本，给我们留住了一个“完整、生动、真实的三国”。

现在，如果你去江苏南京（南朝宋的都城），还能看到“裴松之纪念馆”，里面有他的雕像，手里拿着一卷竹简，脸上带着微笑——仿佛在说：“我注的《三国志》，你们还喜欢吗？”

答案是：喜欢，而且会一直喜欢下去。因为裴松之注的不只是《三国志》，更是中国人对“历史真相”的追求，对“文化传承”的坚守。他用一辈子的较真，告诉我们：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是活生生的故事；不是简略的流水账，是丰满的人生；不是用来遗忘的，是用来铭记的——这种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最后，再给裴松之加一个雅号：“三国文化的守护者”——这个雅号，他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