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虫眼中的历史 第9章 范晔

范晔：南朝宋的“学术刺头”与“后汉狂魔”——一个“博涉经史”者的逗趣人生

第一章 开局即“卷王”：贵族堆里的“异类书虫”

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的建康城，正是贵族子弟忙着“比宝马、斗蛐蛐、拼爹地”的热闹时候。范家府邸的后花园里，却藏着个画风清奇的少年——十三岁的范晔，正抱着一卷《左传》蹲在石榴树下，嘴角还沾着点心渣，眼神却直勾勾盯着竹简上的字，连堂兄喊他去看“西域来的舞姬”都没挪窝。

这范晔，字蔚宗，出身于“江东望族”范家，老爹范泰是当朝尚书仆射，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副总理。按说他该是个“混吃等死的富二代”，可偏生遗传了范家“爱读书”的基因，还把这基因玩出了“卷王”水准。别的贵族子弟学《论语》是为了在宴会上“装文化人”，他读《论语》能跟教书先生吵起来——先生说“学而时习之”是“按时复习”，他拍着桌子反驳：“不对！孔子是说‘学了要用上’，光复习不实践，跟背菜谱不做饭有啥区别？”气得先生捋着胡子直骂“竖子不可教”，转头却跟范泰夸：“你家蔚宗，是块‘博涉经史’的料！”

“博涉经史”这四个字，后来成了范晔的专属雅号，跟现在的“行业KoL”一样响亮。不过少年时的他，还没意识到这雅号会伴随一生，只知道看书比啥都有意思。他家藏书多到能当“古代版图书馆”，他却不满足，天天跑遍建康城的书铺，遇到没读过的书就赖着不走，老板嫌他“只看不买”，他就掏出老爹给的零花钱，把书租回家，熬夜看完第二天再还——那时候没有“熬夜伤肝”的说法，他硬是把自己熬成了“熊猫眼书虫”，连亲妈都吐槽：“我儿怕是把竹简当饭吃了！”

更逗的是，这孩子不仅爱读书，还爱“怼人”。有次尚书令何尚之办宴会，邀请了建康城的名士，范晔跟着老爹去蹭饭。何尚之想考他，问“汉武大帝为啥要独尊儒术”，满座都等着他说“巩固统治”的标准答案，他却翻了个白眼：“还能为啥？之前诸子百家吵得太凶，皇帝嫌烦，找个理由让大家闭嘴呗！”一句话把何尚之噎得说不出话，满座名士都愣了，倒是范泰笑得直拍大腿：“我儿这嘴，跟他的学问一样‘锋利’！”

不过少年范晔也有“翻车”的时候。他十五岁那年，偷偷把家里珍藏的《史记》借给朋友，结果朋友把竹简弄丢了一卷。他急得直哭，跟朋友闹掰了，还跟老爹谎称“自己弄丢的”，挨了一顿打。后来还是范泰托人在黑市上找回了那卷竹简，他抱着竹简跟宝贝似的，连夜把上面的字抄了三遍，从此立下规矩：“借书可以，必须写借条，丢了要赔十倍！”活脱脱一个“古代版图书管理员”，连雅号“博涉经史”都多了点“护书狂魔”的味道。

第二章 职场“刺头”进化论：从“怼上司”到“躲起来写史”

永初三年（422年），范晔十六岁，按南朝的规矩该“入仕”了。老爹范泰托关系，给他谋了个“彭城王刘义康参军”的职位，相当于现在的“王爷秘书”。按理说这是个“躺平就能升职”的好差事，可范晔偏要把它变成“职场吐槽大会”。

刘义康是宋武帝刘裕的四儿子，仗着身份娇纵，天天办宴会迟到。有次宴会，刘义康迟到了一个时辰，还大咧咧地说“路上看美女耽误了”。满座官员都陪着笑，只有范晔站起来说：“王爷，您是朝廷重臣，迟到不说还找这种理由，传出去别人会说‘彭城王只知美色不知公务’，影响多不好！”刘义康当场脸就黑了，指着他骂“你算个什么东西”，范晔也不怂，怼回去：“我是您的参军，就得提醒您做正事，总比那些只会拍马屁的人强！”

这一怼，直接把自己怼到了“冷板凳”上。刘义康把他调去当“秘书郎”，专门抄公文，活儿多还没前途。范晔倒也不郁闷，反而觉得“抄公文有时间看书”——他把自己的《汉书》藏在公文堆里，抄累了就翻两页，有时候抄公文太投入，还把“汉书”里的句子抄进了公文里，上司看了哭笑不得：“范蔚宗，你是想把公文写成史书吗？”

不过真正让他“逃离职场”的，是元嘉五年（428年）的“母丧事件”。那年他母亲去世，按规矩他该“丁忧”（辞官守孝三年），可刘义康却让他“夺情起复”（不用守孝继续当官）。范晔本来就烦刘义康，这下更火了，故意在守孝期间喝酒吃肉，还写了篇《母丧赋》，里面暗讽刘义康“不懂礼法”。刘义康气炸了，直接把他贬到宣城当太守——这下范晔反而乐了，跟朋友说：“宣城好啊，远离建康的是非，我正好能写点东西！”

宣城太守的任期，成了范晔人生的“转折点”，也让他的雅号“博涉经史”从“夸他学问大”变成了“他用学问搞大事”。那时候市面上的“东汉史”乱七八糟，《东观汉记》太简略，谢承的《后汉书》太琐碎，袁宏的《后汉纪》又太偏向文学。范晔看了一圈，气得拍桌子：“这些人写的东汉史，跟没写一样！我来写一本像样的！”

说干就干，他把太守府的书房改成“修史工作室”，左边堆着各种东汉史料，右边放着笔墨纸砚，桌子上还摆着一个酒壶——他写史有个习惯，写高兴了就喝一口酒，写烦了就骂一句“这史料编的什么鬼”。下属来汇报工作，经常看到他抱着竹简坐在地上，头发乱糟糟的，嘴里还念念有词，跟“疯癫书生”似的。有次下属问他“要不要处理政务”，他头也不抬地说：“政务先放放，我这《后汉书》的‘光武帝本纪’还没写完呢，东汉的开国皇帝不能委屈了！”

就这样，范晔在宣城当了三年太守，没干多少“太守该干的事”，却写出了《后汉书》的大半初稿。离任的时候，下属们送他，他啥都没带，就抱着一堆竹简，跟宝贝似的。有人问他“这书能流传下去吗”，他拍着竹简自信地说：“肯定能！我这《后汉书》，比那些烂史强一百倍，以后别人提东汉史，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范蔚宗！”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这本书会让他的雅号“博涉经史”，流传一千多年。

第三章 《后汉书》的“吐槽大会”：一个“耿直boy”的修史执念

范晔写《后汉书》，最让人佩服的不是“文笔好”，而是“敢说真话”——他就像个“古代版键盘侠”，只不过别人喷的是网红，他喷的是东汉的皇帝、外戚、权臣，还把这些“吐槽”写进了史书里，连“论赞”（史书后面的评论）都写得跟“犀利影评”似的。

比如写东汉的“外戚专权”，他在《皇后纪》里直接骂：“外戚就是东汉的‘蛀虫’，一个个靠着皇后的关系当官，只会捞钱不会做事，把国家都给蛀空了！”要知道，南朝宋的外戚也很厉害，他这么写，相当于“指着和尚骂秃驴”，身边人劝他“别写这么直白，小心得罪权贵”，他却满不在乎：“史书就是要讲真话，要是为了怕得罪人就撒谎，那还不如不写！”

更逗的是，他还爱“怼同行”。当时有个史学家叫华峤，写过一本《汉后书》，名气不小。范晔看了之后，在《后汉书》的“序”里直接说：“华峤的书，写得跟流水账似的，该详的不详，该略的不略，也就比谢承的强一点！”气得华峤的后人找他理论，他却笑着说：“你们要是觉得我说得不对，就再写一本比我好的，光吵架没用！”

不过范晔也不是“只会吐槽”，他写《后汉书》有个“神操作”——首创“类传”。比如他把“循吏”（好官）、“酷吏”（严官）、“文苑”（文人）、“独行”（特立独行的人）分开写，还专门写了《列女传》，把东汉的才女、烈女写进去。要知道，之前的史书要么不写女性，要么只写皇后，他却把普通女性写进史书，还说“女人里也有了不起的人，不能只写男人”。有个老儒跟他说“女人不该进正史”，他怼回去：“你妈不是女人？你老婆不是女人？难道她们就不配被记住吗？”怼得老儒哑口无言。

写《后汉书》的时候，范晔还闹过不少“趣事”。比如他写《张衡传》，为了搞清楚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到底长啥样，专门跑去拜访张衡的后人，还画了几十张草图，跟现在的“产品设计师”似的。有次他画得太投入，把墨汁溅到了竹简上，气得他把竹简扔了，重新写了一遍，还跟助手说：“张衡是个奇才，我不能把他的事迹写得乱七八糟，不然对不起他！”

还有一次，他写《蔡邕传》，写到蔡邕被董卓逼迫当官，犹豫了半天怎么评价。助手说“就写‘蔡邕屈于强权’呗”，他却摇头：“不对，蔡邕是想做事，不是怕董卓，我得写清楚他的苦衷。”结果这一段他改了八遍，直到满意为止。最后他在“论赞”里写：“蔡邕之才，不亚于司马迁，可惜生不逢时，太可惜了！”写完之后，他还对着竹简叹了口气，跟“追星族夸偶像”似的。

元嘉九年（432年），范晔被调回建康，任“太子詹事”，相当于“太子的老师”。这时候他的《后汉书》已经基本写完，只剩下“八志”（天文、地理、礼仪等）没写。他本来想找个助手帮忙，结果找了一圈，发现没人能跟上他的节奏——要么学问不够，要么不敢写真话。最后他干脆说：“算了，我自己写，大不了多花点时间！”可谁也没想到，这“八志”最后成了他的“遗憾”，直到他去世都没写完，后来还是南朝梁的刘昭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进去，《后汉书》才成了完整的版本。

第四章 “博涉经史”的社交圈：学霸之间的“互怼与相爱”

范晔的雅号“博涉经史”，在当时的建康名士圈里，相当于“硬通货”——只要提到“范蔚宗”，别人第一反应就是“哦，那个学问大得能当移动图书馆的人”。不过他的社交圈，却跟“和谐友爱”不沾边，全是“学霸之间的互怼”，逗趣得很。

他最有名的“互怼对象”，是大诗人谢灵运。谢灵运是“山水诗鼻祖”，仗着自己有才，天天跟人炫耀“我的诗天下第一”。有次谢灵运写了首《登池上楼》，拿给范晔看，等着被夸，结果范晔看了之后，皱着眉头说：“‘池塘生春草’这句还行，后面几句太啰嗦，删三句更好。”谢灵运当场就炸了，拍着桌子说：“我这诗是呕心沥血写的，你懂个屁！”范晔也不示弱，怼回去：“写诗跟写史一样，要简洁，你这诗跟老太婆的裹脚布似的，又长又臭！”两人吵了一下午，最后吵累了，一起喝了一壶酒，谢灵运才嘟囔着说：“也就你敢这么说我，换别人我早跟他绝交了！”

其实范晔和谢灵运，是“互怼归互怼，心里却佩服对方”。谢灵运后来被贬到永嘉，还写信给范晔，问他《后汉书》写得怎么样了，范晔回信说：“快写完了，等你回来，我先给你看！”可惜谢灵运后来因为“谋反”被杀，没等到看《后汉书》的那天。范晔听到谢灵运的死讯，沉默了半天，拿出谢灵运的诗，跟助手说：“以后没人跟我吵诗了，有点可惜。”

除了谢灵运，范晔还有个“学术盟友”，叫袁淑。袁淑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学问也很大，两人经常一起“聊史论诗”，有时候能聊到半夜。有次他们聊到“司马迁和班固谁更厉害”，袁淑说“司马迁更厉害，《史记》写得有气势”，范晔却反驳：“班固也不差，《汉书》更严谨，只不过他不敢写汉武帝的黑料，比司马迁差了点勇气。”两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袁淑笑着说：“你呀，就是太耿直，跟你写的《后汉书》一样，一点都不藏着掖着。”

范晔还特别喜欢“提携后辈”。有个叫裴松之的年轻人，当时还没出名，只是个小官，却爱读史。裴松之拿着自己写的《三国志注》初稿找范晔请教，范晔看了之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这注写得好，比陈寿的《三国志》还详细，以后肯定能出名！”还把自己珍藏的《魏略》借给裴松之，让他参考。后来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成了经典，他每次提到范晔，都要说：“没有范蔚宗的鼓励，我可能早就放弃了。”

不过范晔的“社交”也有“翻车”的时候。有次宋文帝刘义隆召他入宫，让他弹琵琶。宋文帝知道他弹得好，还说“你弹一首，我给你赏钱”。范晔却当场拒绝：“我弹琵琶是为了自娱，不是为了换赏钱，陛下要是想听，找乐师就行。”宋文帝脸都绿了，心里暗爽：“这范晔，真是给脸不要脸！”后来有人在宋文帝面前说范晔的坏话，宋文帝之所以没立刻治他的罪，就是因为“还想让他把《后汉书》写完”——不得不说，范晔的“学问”，成了他的“免罪金牌”。

第五章 迷糊的“谋反者”：当“学术脑”遇上“政治坑”

元嘉十七年（440年），范晔的人生开始“跑偏”——他卷入了刘义康的“谋反案”。不过说起来，他这个“谋反者”，更像是个“迷糊的路人甲”，全程都是“被推着走”，把“学术脑”的“不靠谱”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刘义康因为“专权”被宋文帝贬到江州，心里不服，想推翻宋文帝，重新当“摄政王”。刘义康的亲信孔熙先，知道范晔跟宋文帝有矛盾（之前弹琵琶的事），还觉得范晔“有名气，能拉拢人心”，就找机会接近他，跟他说“刘义康是个好王爷，我们一起帮他复位，以后你就是功臣”。

范晔一开始是拒绝的——他虽然烦宋文帝，但也知道“谋反是掉脑袋的事”。可孔熙先太会“忽悠”，不仅跟他说“宋文帝猜忌心重，你早晚要被他收拾”，还给他送了很多金银珠宝。更逗的是，孔熙先知道范晔爱面子，还故意说“现在满朝文武都佩服你，只有你能帮刘义康成事”。范晔被“戴高帽”戴晕了，加上那时候他正好因为“没当上尚书令”心里不爽，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行，我帮你们写檄文（讨伐皇帝的文章），不过你们别让我干别的，我只会写东西。”

结果这“檄文”还没写完，谋反案就败露了——有个叫徐湛之的人，怕被牵连，直接向宋文帝告密。宋文帝立刻派人抓了范晔、孔熙先等人，关进了监狱。

范晔被抓的时候，还在跟孔熙先讨论“檄文里该怎么骂宋文帝”，听到士兵敲门，还以为是“送竹简的”，开门看到刀枪，才懵了：“你们这是干啥？我还没写完檄文呢！”士兵都被他逗乐了：“都要掉脑袋了，还想着写檄文！”

在狱里，范晔的“学术脑”又上线了。他不仅不害怕，反而跟狱卒说“能不能给我笔纸，我把《后汉书》的‘八志’写完”，狱卒说“都这样了，还写啥史”，他还跟狱卒讲道理：“《后汉书》是留给后人的，不能没写完，不然我死不瞑目！”后来孔熙先在狱里哭哭啼啼，他还劝孔熙先：“哭有啥用？不如跟我一起讨论《后汉书》，好歹死得明白点！”

不过范晔也不是“完全没脑子”，他知道自己谋反是“死罪”，但还是想“挣扎一下”。他在狱里写了篇《狱中与诸甥侄书》，里面没提谋反的事，反而大吹特吹自己的《后汉书》，说“我的《后汉书》比《史记》《汉书》都好，尤其是‘论赞’，写得又犀利又有文采”，还把自己的雅号“博涉经史”写进去，说“别人叫我‘博涉经史范蔚宗’，不是因为我读书多，是因为我会用学问做大事”。这封信后来成了“千古奇文”，有人说他“临死还不忘炫耀自己的学问”，也有人说他“是想让《后汉书》流传下去，故意写的”。

元嘉二十二年（445年）十二月，范晔被押到建康城的刑场。临刑前，他还跟监斩官说“能不能让我再读一遍《后汉书》的‘光武帝纪’”，监斩官没答应，他就自己背诵起来，声音洪亮，围观的人都看呆了。最后他被斩首的时候，还喊了一句：“我的《后汉书》，一定要流传下去！”

就这样，范晔走完了他“逗趣又执着”的一生，享年四十八岁。他的谋反案，成了历史上的“笑话”——一个“学术脑”非要去搞政治，结果把自己坑死了。但他的《后汉书》，却成了“千古经典”，跟《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前四史”，他的雅号“博涉经史”，也跟着《后汉书》一起，流传了一千五百多年。

第六章 雅号不朽：从“南朝刺头”到“历史网红”

范晔死后，他的《后汉书》并没有因为他的“谋反罪”被销毁——反而因为“写得太好”，被越来越多的人传阅。南朝梁的刘昭，为了让《后汉书》更完整，把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进去，还写了篇《后汉书注序》，夸范晔“博涉经史，才思敏捷，《后汉书》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第一次正式把“博涉经史”这个雅号写进了学术着作里。

到了唐代，《后汉书》成了“科举必考书目”，读书人都要背《后汉书》的“论赞”，范晔的雅号“博涉经史”也成了“读书人的榜样”。大诗人杜甫，就特别喜欢《后汉书》，写了句诗“范晔驰声实，桓谭着论良”，把范晔和东汉的桓谭相提并论，还在给儿子的信里说“要学范蔚宗，博涉经史，才能写出好诗”。

宋代的时候，范晔更成了“历史网红”。苏轼读《后汉书》，读到范晔写的《张衡传》，忍不住在书里批注：“范蔚宗真是个奇才，写张衡写得跟活的一样，比我写的文章强多了！”朱熹也喜欢《后汉书》，还把《后汉书》里的“循吏传”编成教材，教学生“要学这些好官，为民做事”。那时候的书店，只要挂出“范蔚宗《后汉书》”的招牌，就有很多人来买，老板们都笑着说：“这范晔，死了几百年，还能帮我们赚钱！”

明清时期，研究《后汉书》的人更多了。清代的王先谦，写了本《后汉书集解》，把历代对《后汉书》的注释都整理在一起，还在序言里说“范晔的‘博涉经史’，不是天生的，是他一辈子努力的结果，我们要学他的执着”。就连乾隆皇帝，都喜欢读《后汉书》，还让纪晓岚把《后汉书》编入《四库全书》，说“范晔虽然犯了错，但他的学问是好的，《后汉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到了现代，范晔和他的《后汉书》依然“火”——历史系的学生，学东汉史第一本必看《后汉书》；电视剧《三国机密》《秀丽江山之长歌行》，都参考了《后汉书》的史料；甚至在网上，还有人把范晔的“论赞”翻译成“网络用语”，比如“外戚就是东汉的‘蛀虫’”，被翻译成“东汉的外戚，就是一群只会啃老的富二代”，逗得网友哈哈大笑，还给他起了个新外号“古代吐槽 king”。

不过不管时代怎么变，范晔的雅号“博涉经史”，始终是对他最好的概括——他不仅“博涉经史”（读得多），更“善用经史”（写得好），还用自己的执着，给后人留下了一本不朽的《后汉书》。现在我们读《后汉书》，看到的不仅是东汉的历史，还有那个蹲在石榴树下看书的少年，那个在宣城太守府里写史的“刺头”，那个临死前还想着《后汉书》的“学术脑”——范晔，这个“博涉经史”的南朝宋学者，用他的一生，证明了“学问可以超越时间，雅号可以流传不朽”。

最后，我们不妨用范晔自己在《后汉书·文苑传》里的一句话，来总结他的一生：“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他做到了——他的年寿有限，但他的文章（《后汉书》）和雅号（博涉经史），却真的“无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