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警事：1950 第96章 冬暖岁丰

1953年的冬来得早，刚过十月，上海就飘了场碎雪。李振邦清晨推自行车出门时，弄堂里的青砖地上结着薄冰，踩上去“咯吱”响。张阿婆正蹲在门口的煤球堆旁，往咸菜缸里压石头，缸里的雪里蕻码得整整齐齐，上面撒着厚厚的粗盐，白花花一层。

“阿婆，这么早？”李振邦停下脚，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散得快。

张阿婆直起身，捶了捶腰，袖口沾着盐粒：“早腌早入味，冬天配粥吃。”她指了指旁边的两个大缸，“这缸是俺的，那缸给你家淑娴留的，她爱吃脆的，俺少放了点盐。”

李振邦心里暖了暖，想起林淑娴前几天还念叨想吃咸菜：“谢谢您阿婆，回头让淑娴来帮您封缸。”

“不用，张强昨晚已经帮俺弄好了。”张阿婆笑着说，眼神往福利厂的方向飘了飘，“他今早起得更早，去厂里调试新机器了，说是苏联进口的，难摆弄。”

李振邦点点头，心里记着这事。前几天张强提过，福利厂进了台苏联产的零件组装机，精度高，厂里没人会调，试了好几次都出废品，急得王主任嘴上起泡。

骑车往局里赶，路过王师傅的自行车铺，铺子刚开门，王师傅正用抹布擦车把。他儿子王小虎背着书包，手里拿着个烤红薯，见李振邦路过，喊着“李叔叔早”就跑了，书包上的红星徽章晃来晃去——那是陈向阳送他的，两个孩子现在形影不离，每天一起上学放学。

“振邦，早！”王师傅直起身，“听说你昨天去马陆乡了？合作社的互助组怎么样了？”

“挺好，”李振邦停下车，“王社长说，今年互助组收成比单干时多了三成，年底能分红。就是还有几户老农户不放心，怕土地入股后吃亏。”

1953年秋，国家开始推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以土地、农具入股，统一耕种、统一分配，马陆乡是试点之一。李振邦这阵子常去乡下，帮着街道办和合作社解释政策，化解顾虑。

“俺要是农民，俺也愿意入组。”王师傅擦着车座，“人多力量大，耕牛、农具能共用，不像单干时，忙不过来还得求人。”

李振邦笑了笑，没多说。农民的顾虑他懂，土地是命根子，怕入股后说了不算，怕分红不均，得慢慢劝，用实打实的收成说话。

到局里时，老吴正对着一堆卷宗发愁。见李振邦进来，他把卷宗推过来：“振邦，你看这个。闸北区有户人家丢了三十斤粮票，说是前天去合作社买粮时丢的，现在全家急得团团转，孩子等着粮票买米吃。”

李振邦拿起卷宗，里面是报案人张桂兰的笔录：“10月18日上午，本人持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到闸北区第三合作社买米，排队时不慎丢失，粮票编号为0512-0541，望公安同志帮忙找回。”字迹潦草，末尾按了红手印。

“合作社查了吗？”李振邦问。

“查了，监控（注：1953年无电子监控，指人工值守登记）说那天排队的人多，没注意谁捡了。”老吴递过一杯热水，“张桂兰家五口人，男人在工厂上班，三个孩子都在上学，这三十斤粮票是全家一个月的口粮，丢了可就断炊了。”

“走，去合作社看看。”李振邦拿起外套，心里清楚，粮票是硬通货，丢了想找回来不容易，但事关民生，不能不管。

第三合作社里人来人往，货架上的大米、面粉堆得整齐，售货员正忙着给居民称粮。李振邦找到当天的值守员老李，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师傅，戴着老花镜。

“李师傅，18号上午，张桂兰丢粮票那天，你还记得什么异常情况吗？”李振邦问。

老李皱着眉想了半天：“那天人多，排队排到门口。张桂兰排在中间，后面是个穿蓝布衫的女人，总往她口袋里瞟，我当时还提醒她‘看好随身物品’，她没当回事。”

“穿蓝布衫的女人？长什么样？”

“中等身材，梳着齐耳短发，手里拎着个竹篮，像是买了白菜。”老李回忆，“后来张桂兰发现粮票丢了，那女人已经走了。”

李振邦让老吴去周边走访，打听穿蓝布衫、拎白菜的女人，自己则留在合作社，查看当天的粮食销售记录。记录册上，18号上午买米的居民有五十六人，李振邦逐一核对姓名、粮票编号，突然停在一个名字上——“刘梅”，购买时间是10点15分，正好在张桂兰之后，粮票编号是0530-0539，正是张桂兰丢失粮票的中间一段。

“这个刘梅，住在哪？”李振邦问老李。

“好像是附近弄堂的，经常来买粮。”老李指着记录册上的地址，“闸北区共和新路12弄3号。”

李振邦立刻带着老吴赶过去。共和新路的弄堂比他们住的更窄，房子也更破旧，刘梅家住在二楼，敲门时，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开门，正是老李说的齐耳短发、穿蓝布衫。

“你是刘梅？”李振邦出示证件。

刘梅的脸色瞬间白了，眼神躲闪：“公安同志，有事吗？”

“18号上午，你在第三合作社捡了张桂兰的粮票，是吗？”

刘梅低下头，手指绞着衣角，半天没说话。屋里传来孩子的哭声，一个小女孩从里屋跑出来，扑到刘梅怀里，喊着“妈妈，我饿”。

“俺不是故意的。”刘梅的声音带着哭腔，“那天排队，粮票从她口袋里掉出来，俺一时糊涂就捡了，想着给孩子买点米，家里粮票不够了。”

李振邦看着屋里的摆设，家徒四壁，唯一的家具是张破旧的木桌，上面摆着半碗稀粥，显然日子过得艰难。“粮票呢？”

“还剩十五斤，俺买了十五斤米，给孩子煮了饭。”刘梅从抽屉里拿出剩下的粮票，递过来，“公安同志，俺知道错了，俺把米还回去，或者俺赔她钱，行不行？”

老吴想按规定处理，李振邦拦住他。他看着刘梅怀里的孩子，小脸蜡黄，显然营养不良：“你家里情况我们了解了，但捡别人的粮票是不对的，张桂兰家也不容易，五个孩子等着吃饭。”他接过粮票，“剩下的十五斤粮票，你先还给张桂兰，再写份检讨，以后不能再做这种事。要是家里粮票不够，去街道办申请困难补助，街道会帮你解决。”

刘梅感激得眼泪直流，连连点头：“俺知道了，俺现在就去还。”

李振邦陪着刘梅去了张桂兰家，张桂兰见粮票找回来了，也没再多追究：“都是苦人家，以后别这样了。”

处理完这事，已经中午了。李振邦和老吴在合作社旁边的小饭馆吃了碗阳春面，面条煮得软，加点辣椒油，吃得浑身暖和。老吴扒着面条说：“振邦，你就是心太软，按规定，捡粮票不还能拘留的。”

“她也是一时糊涂，家里确实困难。”李振邦喝了口面汤，“我们办案，不光要讲规定，也要讲人情，能帮一把就帮一把。”

下午回到局里，李振邦接到街道办王主任的电话，说马陆乡的互助组出了点事——两户农户因为耕牛的使用时间吵起来，差点动手，让他去帮忙调解。

李振邦赶紧骑车往马陆乡赶。乡下的路比城里难走，坑坑洼洼，自行车骑得颠，到合作社时，王社长正拉着两个农户劝架。一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周，一个是三十多岁的小杨，两人脸红脖子粗，互相指责。

“老周，你凭啥占着耕牛一整天？俺的地还没犁完呢！”小杨攥着拳头，气鼓鼓的。

“俺的地多，不犁完要误了种麦！”老周也不让步，“互助组章程说了，地多的优先用，你懂不懂？”

“章程也没说让你用一整天啊！”

李振邦走过去，拦住两人：“别吵了，都是一个互助组的，低头不见抬头见，为这点事伤和气不值得。”

他先问了老周：“你家有多少地？今天犁了多少？”

“八亩地，今天犁了五亩，还剩三亩。”老周说。

“小杨你家呢？”

“五亩地，才犁了一亩。”小杨梗着脖子。

李振邦又看了看互助组的章程，上面确实写着“按土地面积分配农具、耕牛使用时间”，但没说具体时长。“这样吧，”他说，“耕牛白天让老周用，上午三小时，下午两小时，晚上让小杨用两小时，路灯照得亮，能犁地。明天起，按土地面积算时长，老周用五小时，小杨用三小时，这样公平吧？”

老周和小杨对视一眼，都没说话。王社长赶紧打圆场：“李科长说得公道，就这么办。”

老周先点了头：“行，俺听李科长的。”

小杨也松了口：“俺也没意见，只要能犁完地就行。”

调解完，王社长留李振邦吃晚饭。合作社的食堂煮了红薯饭，炒了盘青菜，还有一碗鸡蛋羹，是给李振邦特意留的。“李科长，多亏了你，不然这互助组得散伙。”王社长给李振邦盛了碗饭，“现在还有三户没入组，都是老农户，思想转不过来，你帮着劝劝？”

“行，吃完饭俺去看看。”李振邦扒了口饭，红薯的清甜混着米香，很对胃口。

饭后，李振邦跟着王社长去了没入组的老陈头家。老陈头六十多岁，头发都白了，正坐在门槛上编竹筐。“陈大爷，俺们来看看你。”李振邦笑着坐下。

老陈头抬头看了看他，没说话，手里的竹条编得飞快。

“陈大爷，互助组今年收成不错，入组的农户都多收了三成粮食，你知道吗？”李振邦说。

“知道。”老陈头的声音很闷，“但俺的地，俺自己种了一辈子，不想让别人管。”

“互助组不是让别人管你的地，是大家一起种，有耕牛、农具共用，你年纪大了，自己种地吃力，入组后有人帮你犁地、播种，你只需要干点轻活，分红不少你的。”

老陈头停下手里的活，叹了口气：“俺怕入组后，地就不是俺的了。”

“不会的，”李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互助组章程，“你看，章程上写得明明白白，土地还是你的，只是入股统一耕种，年底按土地和劳动分红，你要是不想入了，随时能退股，地还是你的。”

老陈头接过章程，借着煤油灯的光，眯着眼睛看了半天，手指在“退股自由”四个字上摸了摸：“真能退？”

“真能。”王社长说，“隔壁村的老李，去年入组，今年想退，我们都给办了，地还是他的。”

老陈头沉默了很久，终于点了头：“那俺也入组，俺年纪大了，确实种不动了。”

李振邦和王社长都松了口气。离开老陈头家时，月亮已经升起来了，照在田埂上，银辉一片。王社长说：“现在就剩两户了，过两天再劝劝，争取年底前全组都入社。”

李振邦骑车回城时，已经半夜了。弄堂里静悄悄的，只有几家的煤球炉还冒着青烟。他轻手轻脚推开门，林淑娴已经睡着了，安安躺在她身边，小手抓着她的衣角。李振邦洗了把冷水脸，躺在旁边的小床上，想着今天的事，心里踏实——不管是城里的粮票纠纷，还是乡下的互助组矛盾，都是老百姓的家事、难事，解决好了，大家才能过得安稳。

接下来的日子，李振邦更忙了。白天要么去乡下帮着推广互助组，要么在城里处理民生案件，晚上还得帮着邻里解决琐事：王师傅的自行车铺缺个零件，他帮忙从局里的维修组找了个；张阿婆的煤球炉坏了，他帮忙修了修；弄堂里的李婶和赵婶因为晾衣服吵架，他劝了劝，两人又和好了。

林淑娴也没闲着。她加入了街道的扫盲班，每天晚上去学习认字，现在已经能写自己的名字和简单的句子了。她还帮着街道办登记互助组的信息，统计居民的粮票需求，每天忙得团团转，却乐在其中。

张强在福利厂的日子也有了新挑战。苏联进口的零件组装机调试了半个月，还是频繁出废品，王主任急得没办法，让张强试试。张强没见过这种机器，只能对着说明书一点点琢磨，晚上还去图书馆查资料，看苏联的机械杂志。

一天晚上，李振邦下班回家，看见张强蹲在弄堂口的路灯下，手里拿着个零件，在地上画图纸。“还没回家？”李振邦走过去。

张强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李科长，这机器的齿轮咬合有问题，说明书上没写怎么调。”他指着地上的图纸，上面画着齿轮的结构，标注着尺寸。

李振邦蹲下来，看着图纸。他前世在警校学过机械原理，虽然不是专业的，但多少懂点。“你看这里，”他指着齿轮的咬合处，“齿轮间隙太大，得调小两毫米，用扳手拧这个螺丝就行。”

张强眼睛一亮：“真的？俺明天试试。”

“试试就知道了。”李振邦拍了拍他的肩膀，“别熬太晚，明天还要上班。”

第二天下午，张强兴冲冲地找到李振邦，说机器调试成功了，废品率从三成降到了不到一成，王主任还在全厂表扬了他，给了他二十块钱奖金。“李科长，太谢谢你了！”张强把奖金递过来，“这钱该给你。”

“不用，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李振邦把钱推回去，“给阿婆买点好吃的，她肯定为你骄傲。”

张强点点头，眼眶有点红。他拿着奖金，给张阿婆买了斤猪肉，又买了斤糖果，还给安安买了个小皮球。张阿婆晚上特意炖了红烧肉，给李振邦家送了一碗，笑着说：“俺儿出息了，以后再也不用俺担心了。”

十一月中旬，上海开始集中供应冬储菜。合作社门口排起了长队，居民们都拎着布袋、推着小车，等着买白菜、萝卜。李振邦下班时，看见林淑娴也在排队，怀里抱着安安，手里拎着个大布袋。

“怎么不叫我来？”李振邦走过去，接过布袋。

“你忙你的，”林淑娴笑了笑，“排队的人多，我早点来，能挑点好的。”

安安看见李振邦，伸出小手要抱：“爸爸，抱。”

李振邦把孩子抱过来，心里甜丝丝的。安安现在会说很多话了，“爸爸”“妈妈”“阿婆”说得很清楚，还会喊“张强叔叔”“向阳哥哥”，每次张强来，他都会扑过去，让张强抱。

排队买完菜，李振邦推着自行车，林淑娴抱着安安，往家走。路上，林淑娴说：“张阿婆说，想让张强去拍张全家福，她活了一辈子，还没跟儿子拍过照片。”

“好事啊，”李振邦说，“周末我陪他们去，照相馆就在南京路，我认识人，能便宜点。”

周末，李振邦带着张阿婆和张强去了照相馆。张强穿着新做的蓝布中山装，是林淑娴帮着缝的，张阿婆也穿了件新棉袄，是张强用奖金买的。摄影师让他们坐在背景布前，张阿婆挽着张强的胳膊，脸上带着笑，张强有点紧张，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

“笑一笑，”摄影师喊着，“看镜头。”

张阿婆拍了拍张强的手，张强放松下来，露出了笑容。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了这张迟到了几十年的全家福。张阿婆拿着照片，看了又看，眼泪掉了下来：“俺儿长大了，有出息了。”

李振邦看着这一幕，心里暖暖的。他想起自己前世，父母早逝，没机会拍一张全家福，现在看着张阿婆和张强，觉得这就是最简单的幸福。

十二月初，学校放了寒假。陈向阳和王小虎每天都在弄堂里玩，有时会来李振邦家，找安安玩。陈向阳现在开朗多了，话也多了，还会给安安讲故事，教他认字。

一天，李振邦下班回家，看见陈向阳坐在门口的台阶上，低着头，眼圈红红的。“向阳，怎么了？”李振邦走过去。

陈向阳抬起头，眼泪掉了下来：“李叔叔，他们说我是没人要的孩子。”

李振邦心里一沉，问清楚才知道，是弄堂里几个调皮的孩子，听说陈向阳是孤儿，就嘲笑他“没爹没妈”，还抢了他的书包。

“别听他们胡说，”李振邦蹲下来，擦了擦他的眼泪，“你有爸爸妈妈，他们很爱你，还有李叔叔、林阿姨、安安，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这时，陈向阳的养父母也找来了，见孩子哭了，赶紧问情况。李振邦把事情说了，陈向阳的养父气得不行：“这些孩子太不像话了，我去跟他们家长说！”

“别去，”李振邦拦住他，“孩子们不懂事，说了反而伤和气。我们好好开导向阳，让他知道自己有很多人爱他就行。”

他带着陈向阳，找到那几个调皮的孩子，跟他们讲道理：“陈向阳有爸爸妈妈，还有很多朋友，你们不能嘲笑他，要互相帮助，知道吗？”

孩子们见李振邦是公安，都有点害怕，赶紧把书包还给陈向阳，说了声“对不起”。

陈向阳接过书包，露出了笑容：“谢谢李叔叔。”

“不用谢，”李振邦摸了摸他的头，“以后再有人欺负你，就告诉李叔叔，或者告诉你爸爸妈妈，我们都会帮你。”

陈向阳点点头，拉着王小虎，跑着去玩了。陈向阳的养母说：“李科长，真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没有你，向阳还不知道要难过多久。”

“不用谢，”李振邦说，“向阳是个好孩子，我们都希望他能快乐长大。”

年底越来越近，弄堂里的年味也越来越浓。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备年货：蒸馒头、腌咸菜、写春联、剪窗花。张阿婆蒸了很多馒头，给每家都送了几个；王师傅给每家都写了春联，还教孩子们剪窗花；林淑娴帮着张阿婆炸油果子，香味飘满了弄堂。

张强在福利厂领了年终奖，五十块钱，还有一张“先进工作者”的奖状。他把奖状贴在墙上，张阿婆每天都要擦一遍，笑得合不拢嘴。他用年终奖给张阿婆买了件新棉袄，给李振邦家买了斤糖果，还给安安买了个拨浪鼓，跟他第一次送的那个一模一样。

李振邦也没闲着。局里年底总结，他因为工作突出，又立了个三等功，还得了个搪瓷缸，上面印着“先进工作者”四个大字。他把搪瓷缸带回家，林淑娴每天用它给安安盛粥，说“沾沾喜气”。

腊月二十八，互助组分红了。马陆乡的王社长特意送了袋大米和一袋玉米到李振邦家，说：“这是互助组的一点心意，谢谢你这一年的帮忙，没有你，互助组办不起来。”

李振邦推辞不过，只好收下。他把大米和玉米分给了弄堂里的困难户，张阿婆、李婶、赵婶每家都分了点，大家都很感激。

除夕那天，弄堂里热闹非凡。张阿婆、张强、王师傅一家、陈向阳一家都来李振邦家吃年夜饭。林淑娴做了满满一桌子菜：炖肉、炒青菜、饺子、鱼、炸油果子，还有蒸馒头，香味飘满了屋子。

安安穿着新衣服，坐在李振邦怀里，手里拿着个鸡腿，往嘴里塞，弄得满脸都是油。陈向阳和王小虎坐在旁边，比赛吃饺子，看谁吃得多。张阿婆和林淑娴的母亲坐在一起，聊着家常，脸上带着笑。张强和王师傅、陈向阳的养父喝着米酒，聊着工作和生活，气氛热烈而温暖。

“来，大家干杯！”李振邦举起酒杯，“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日子越过越红火！”

“干杯！”大家都举起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

饭后，大家坐在屋里聊天，张阿婆给孩子们讲以前的故事，张强给大家说福利厂的趣事，陈向阳给大家唱在学校学的歌，屋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午夜十二点，鞭炮声四起，烟花在天空中绽放，五颜六色的，照亮了整个弄堂。李振邦抱着安安，林淑娴靠在他怀里，看着窗外的烟花，心里充满了幸福。

他想起重生前的孤独，想起刚重生时的迷茫，想起办案时的辛苦，想起和邻里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心里感慨万千。他知道，这就是他想要的生活——有家人的陪伴，有邻里的互助，有一份有意义的工作，有一个安稳幸福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