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的西安,寒风吹过古城墙的垛口,卷起满地枯黄的落叶,却吹不散笼罩在这座城市上空的紧张气氛。
驻扎在此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将士们,最近总觉得军营里多了几分不同寻常的肃穆。
操练时的口号更响亮,军官们开会的频率更密集,连往日里热闹的街头,也多了些神色匆匆的身影。
没人知道,一场将震惊全国、改写中国抗战格局的“兵谏”,正在这样的冬日里悄然酝酿。
彼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夹缝中。日军已侵占东北三省,觊觎华北平原,而国民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杨虎城率领的西北军,集中兵力“围剿”陕北的红军。
可东北军将士大多是东北沦陷后流亡入关的,他们背井离乡,满心都是“打回东北老家”的渴望;西北军也深知,若继续内战,只会让日军坐收渔翁之利。
张学良的公馆里,灯火常常亮到深夜。这位年轻的“少帅”,自九一八事变后便背负着“不抵抗”的骂名,如今看着手下将士们思乡的眼神,内心的煎熬日益加剧。
1936年10月以来,他多次飞赴南京,面见蒋介石,恳请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却每次都被蒋介石严词拒绝。
12月初,蒋介石更是亲自飞抵西安,住进临潼华清池,调集嫡系部队,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甚至放出狠话:“若再迟疑,便将东北军、西北军调往福建、安徽,另派中央军接管西安。”
杨虎城的西北军司令部里,气氛同样凝重。这位出身陕西农家的将领,深知陕西百姓在战乱中的苦难,更清楚日军若继续南下,西北将无险可守。
他找到张学良,两人在密室里长谈至深夜——“蒋先生执意剿共,不顾民族危亡,咱们不能再跟着错下去了!”“是啊,与其让东北军、西北军在内战中消耗殆尽,不如拼一把,逼蒋抗日!”当两人的手掌重重拍在一起时,“兵谏”的决心,已然下定。
而此时的陕北,**中央也敏锐地察觉到西安的异动。伟人等革命烈士多次通过秘密渠道,与张学良、杨虎城沟通,表达“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向蒋介石驻地华清池进发,却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
张学良看着街头群情激昂的学生,听着他们“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呐喊,更加坚定了“兵谏”的决心。
再等下去,不仅会辜负将士与百姓的期望,更会错失抗日的最佳时机。
1936年12月11日晚,西安城笼罩在夜色中。
张学良的公馆里,东北军高级将领齐聚一堂,张学良穿着军装,眼神坚定地看着众人:“今晚,咱们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兵谏蒋介石,逼他抗日!成功了,咱们就能救中国;失败了,我张学良一人承担所有责任!”将领们相视一眼,没有犹豫,纷纷起身敬礼:“愿听司令号令!”
与此同时,杨虎城在西北军司令部下达命令:“控制西安市区,封锁火车站、电报局,切断华清池与南京的联系,务必确保蒋先生的安全,不许伤害他!”
西北军将士们早已憋足了劲,接到命令后立刻行动,悄无声息地占领了西安的关键据点,整个城市在夜色中进入戒严状态,却出奇地平静。
12月12日凌晨2时,华清池外突然响起枪声。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领士兵,冲破华清池的外围防线,朝着蒋介石的住处“五间厅”发起进攻。
蒋介石的卫队负隅顽抗,子弹在庭院里穿梭,打破了深夜的宁静。
孙铭九带着士兵冒着火力冲进去,却发现五间厅的卧室里空无一人,床上的被褥还带着余温,桌上的假牙、眼镜整齐摆放,显然蒋介石刚刚逃走。
“搜!一定要找到蒋先生!”孙铭九下令。士兵们立刻分散开来,在华清池周边的山林里搜索。
天快亮时,一名士兵在骊山半山腰的一个石缝里,发现了蜷缩在里面的蒋介石——他穿着一身睡衣,鞋子跑丢了,光脚踩在冰冷的石头上,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孙铭九上前敬礼:“蒋先生,张司令请您回西安城,共商抗日大计!”蒋介石看着眼前的士兵,知道大势已去,只能被搀扶着走下骊山。
几乎同时,西安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西北军士兵控制。
上午8时,张学良、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停止内战、改组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
通电发出的那一刻,电波传遍全国,震惊了每一个中国人——有人震惊于张学良、杨虎城的“大胆”,有人为“逼蒋抗日”的主张欢呼,也有人担忧内战会因此加剧,中国将陷入更大的混乱。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政府立刻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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