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梅的血,尚未在上海深秋冰冷的水泥地上完全干涸,但其引发的震动,却像投入古井的巨石,在看似平静的水面下,激起了汹涌而危险的暗流。她的死,被迅速定性为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那个被推出来的货车司机咬死是对方突然冲出、自己刹车不及,现场勘查(在某种无形的力量影响下)也未能发现明显疑点,最终以司机负主要责任、赔偿了事草草收场。
然而,在这官方结论的背后,真正的风暴正在悄然汇聚。对手的狠辣果决和灭口速度,既让肖霄感到彻骨寒意,也更坚定了他必须将其连根拔起的决心。李红梅用生命换来的证据,绝不能白白浪费,更不能在自己手中停留过久,以免引来更疯狂的反扑。
家里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海底。苏晨受了极大的惊吓,接连几夜无法安眠,一闭眼就是李红梅倒在血泊中的画面。晓梦虽然不完全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但家中弥漫的悲愤和紧张,以及父亲眼中那从未有过的、冰冷似铁的决绝,都让她敏感地意识到,一场巨大的风暴正在逼近。她变得更加沉默,却不再是疏离,而是一种默默的担忧和守护,她会悄悄把父亲书房凉掉的茶换成热的,会在夜里倾听父亲沉重而缓慢的踱步声。
肖霄将自己关在书房里整整两天两夜。窗帘紧闭,台灯是唯一的光源。桌上,摊开着李红梅用命换来的所有证据——那几本至关重要的账本、那一盒盒标注着日期和代号的录音带、那一叠信件和文件复印件,以及最后那盒染着暗褐色血渍的微型磁带。
他没有急于冲动行事。经历了这么多陷阱和背叛,他深知每一步都可能万劫不复。他需要甄别、整理、复制,并制定一个万无一失的投递方案。
他首先借助周老板提供的极其可靠的渠道,找到了一位退休赋闲在家、以严谨公正着称的老会计师和一位精通录音设备的低调工程师(以探讨老旧设备维修的名义请到家中),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对这些证据进行了初步的鉴别和技术处理。
老会计师戴着老花镜,翻阅着那些账本,越看脸色越凝重,手指都因愤怒而微微颤抖:“触目惊心!触目惊心啊!肖同志,这不仅仅是偷税漏税,这是系统性的国有资产流失!是利益输送!你看这里,还有这里……金额之大,牵扯面之广,简直……”
工程师则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磁带,尤其是那盒微型带,进行转录和降噪处理。当模糊却清晰的对话从耳机里传出时,他的脸色也变得煞白,里面涉及的内容,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确保万无一失,多复制几份,用不同的设备,不同的磁带。”肖霄声音沙哑地叮嘱,眼神锐利,“原件必须绝对保密。”
与此同时,他通过周老板那条隐秘的线,再次联系了那些签署了联名信的受害者代表,通报了李红梅的“意外”和部分(经过筛选的)惊人发现。消息传出,如同在压抑的火山口又投入了烧红的炭块,群情愈发激愤,但也更加警惕和团结。他们知道,已无退路,唯有背水一战。
选择合适的投递渠道,是成败的关键。不能再经过任何可能被渗透的基层或市级常规部门。肖霄的目标,直指更高层级的、相对独立且信誉卓着的力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纪委)的派驻机构,以及公安部直属的、可能负责经济犯罪侦查的跨区域刑警队伍。
然而,如何将如此敏感且致命的材料,安全地、直接地送达这些机构手中,而非落入可能的“过滤网”中,是极大的难题。常规邮寄风险巨大,上门递交容易暴露且可能根本见不到核心负责人。
周老板再次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通过一位早已离休、但余威尚存、且对经济领域犯罪深恶痛绝的老领导的秘密牵线,联系到了一位据说刚正不阿、正在上海调研的纪委系统内的中级干部(化名“老郑”),以及一位在公安部经侦局任职、与上海方面没有太多瓜葛的资深警官(化名“老严”)。会面地点定在了远离市区、环境清幽、安保相对严密的一家老干部疗养院,以及市公安局招待所一个不对外的小会议室,时间错开,且都伪装成其他性质的会面(如汇报企业困难、咨询法律问题)。
出发前夜,肖霄将所有的证据原件精心封装在一个普通的旧公文包里,里面做了特殊的防潮防震处理。复制的几份副本,则交由李卫东和王大锤,分别藏匿在绝对可靠的、不同的地点,以防万一。
他站在书桌前,最后检查了一遍公文包。苏晨默默走进来,将一件厚外套披在他肩上,眼神里充满了无法掩饰的担忧,却什么也没问,只是轻轻握了握他的手。她的掌心冰凉,却带着无比坚定的支持。
“放心。”肖霄拍了拍她的手,声音低沉却充满力量,“为了这个家,为了所有被他们害过的人,这次,一定会有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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