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大学校园深处的宁静并未持续太久。那股由ICSAEC内部滋生、并借助“外部威胁”论调而急剧膨胀的安全主义思潮,如同无形的潮水,开始渗透校园的围墙。虽然杨振利用其影响力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缓冲,但一些变化依旧不可避免地发生。
课堂讨论中,关于科技伦理和风险的话题开始被刻意引导向“可控”与“安全”的单一维度,那些更具探索性、甚至略带冒险精神的议题则被悄悄边缘化。实验室的准入审核变得异常繁琐,任何涉及未知化合物或高风险能量的实验方案都会面临层层质疑和漫长的审批。一种自我审查的氛围在师生间悄然弥漫。
杜恒和林可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杜恒虽然部分记忆被封存,但他对知识自由和科学探索本质的理解并未改变,这种日渐保守和压抑的气氛让他感到不适和隐约的警惕。林可则通过指环和印记,能更清晰地感知到校园能量场中那种逐渐增强的、紧绷的“控制感”。
一天深夜,杨振秘密来到了他们的居所。他的脸色比平时更加凝重,带来了一份加密数据板。
“情况比预想的要糟。”他没有寒暄,直接切入主题,“ICSAEC安全部门的那几位新贵,正在推动一项名为‘净化协议’的全球性法案。旨在建立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集中的‘科技风险评估与管制体系’。”
他调出数据板上的内容:“他们要求全球所有高等研究机构、尖端实验室,甚至大型科技企业,强制接入一个统一的监控网络。所有涉及前沿领域,尤其是高能物理、合成生物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以及……异常材料研究,”他意味深长地看了两人一眼,“的项目和数据,都必须接受实时监控和‘伦理合规性审查’。”
“审查的标准由他们制定,解释权也归他们所有。任何被认定为‘潜在风险过高’或‘伦理导向不明’的研究,将被直接中止,数据封存甚至销毁。”
杜恒的眉头紧紧锁起:“这不再是保护,这是禁锢。以安全为名的知识封锁。这只会扼杀真正的创新,将科学探索逼入死胡同!”
“更可怕的是,”杨振压低声音,“根据我截获的零星信息,这个监控系统的核心算法,似乎整合了某种……异常高效的预测模型。其底层逻辑并非基于成熟的科学伦理,反而更像是一种……基于恐惧本能的、先发制人的有罪推定。”
林可的手臂印记传来一阵冰冷的悸动,她瞬间明白了:“那‘回声’……碎片里的东西……不止是知识……还有那种……思维模式?那种对不受控力量的极端恐惧和偏执……被他们融入了系统?”
“很有可能。”杨振沉重地点头,“他们打着防止‘另一个明德事件’的旗号,却在系统性地构建一个……基于‘先行者’恐惧遗产的、全新的牢笼。”
决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先行者”的警告是为了让文明保持清醒,而非陷入自我禁锢的恐慌!
一个计划在三人沉默的对视中迅速成型。他们无法正面阻止法案的推动,但他们可以为其注入一剂“解毒剂”。
利用杜恒从“先行者”遗产中解密出的、不涉及危险科技的社会治理和伦理思辨模型,结合林可对能量和信息标志的精确操控能力,以及杨振所能调动的、尚未被完全渗透的有限资源,他们开始了一项极其隐秘的行动。
他们并未直接攻击“净化协议”,而是精心构建了另一个开源、透明、去中心化的“伦理监督与风险评估框架”的替代模型。
这个框架强调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控制,而是跨学科的公开辩论、多元化的伦理审查、可追溯的研究过程以及全球社区的共同监督。其核心算法鼓励审慎而非恐惧,提倡透明化而非黑箱操作,旨在赋能研究者做出负责任的选择,而非剥夺他们探索的权利。
杜恒负责框架的理论基础和数学模型,使其逻辑严密且极具说服力。林可负责确保框架在传播过程中的绝对匿名和安全,将其加密并拆解成无数碎片,通过数百个不同的匿名节点,注入全球的学术网络、黑客论坛、政策研究圈。杨振则负责在高层会议和学术圈中,巧妙地引导关键人物注意到这个“突然出现”的、极具竞争力的替代方案。
这个框架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起初并未引起太大波澜,但很快,其先进的理念、开放的姿态和对学术自由的尊重,开始吸引越来越多对“净化协议”感到不安的科学家、伦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
一场无声的论战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支持“净化协议”的一方,手握权力,强调秩序与绝对安全,诉诸于公众对“未知风险”的恐惧。
而支持“匿名框架”的一方,则凭借其理念的先进性、透明性和对科学精神的坚守,悄然赢得了大量知识精英的心智。虽然他们不知道框架的来源,但其内容本身具有强大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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