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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清史 毓朗:晚清政坛的宗室砥柱

作者:夏中日 分类:历史 更新时间:2025-11-13 10:03:46

一、王府根脉:生于咸丰乱世的贵胄苗裔

咸丰十年(1860年),北京城笼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中,英法联军的炮声隐约可闻。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肃亲王府的侧福晋赫舍里氏诞下一名男婴,取名毓朗。他的父亲是肃亲王华丰,祖父是肃恭亲王永锡,作为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肃亲王后裔,毓朗一出生便承载着家族延续荣光的期许。

彼时的肃亲王府,虽不复清初鼎盛时的权势,却依旧是京城数一数二的宗室府邸。府邸内亭台错落,回廊曲折,藏着数不清的古玩字画与珍本秘籍。毓朗的童年,便是在这深宅大院中,伴着经史子集的墨香与侍卫巡夜的梆子声度过的。

华丰对这个幼子寄予厚望,亲自为他延请名师。启蒙先生是前清翰林,教他读《四书》《五经》,练蝇头小楷。毓朗天资聪颖,三岁识千字,五岁能背《论语》,先生常对人夸赞:“肃王府这小爷,将来定是栋梁材。”

除了文功,骑射也是宗室子弟的必修课。肃王府的跑马场宽阔平整,毓朗七岁开始在此练习骑射。起初,他骑在温顺的小马驹上,还需侍卫牵着缰绳,可没过半年,便能策马疾驰,拉弓射箭时眼神专注,箭无虚发。华丰看着儿子在马背上的矫健身影,抚着胡须笑道:“有我肃王家的血性。”

咸丰十一年(1861年),咸丰帝病逝,辛酉政变爆发,慈禧太后与恭亲王奕欣联手夺权。肃亲王华丰因立场中立,未被波及,却也让年幼的毓朗在耳濡目染中,早早见识了宫廷政治的波谲云诡。他常躲在屏风后,听父亲与幕僚谈论“祺祥政变”“垂帘听政”,那些夹杂着权谋与杀戮的词汇,像一颗颗石子,投进他清澈的童年。

二、弱冠锋芒:从闲散宗室到政坛新秀

光绪元年(1875年),十五岁的毓朗获封“二等镇国将军”。册封那日,他穿着石青色的朝服,顶戴蓝宝石,在太和殿广场上与其他宗室子弟一同跪拜,接受光绪帝的赐封。礼毕后,他站在丹陛之下,望着巍峨的宫殿群,心中第一次生出“经世济民”的念头。

光绪六年(1880年),二十岁的毓朗迎娶了正福晋伊尔根觉罗氏。伊尔根觉罗氏是协办大学士宝鋆的孙女,知书达理,嫁妆丰厚,其中一箱宋刻本《资治通鉴》,成了毓朗日后案头的常客。夫妻俩琴瑟和鸣,常在书房对弈,伊尔根觉罗氏棋风沉稳,总能在看似被动时反败为胜,毓朗常笑着认输:“你这脑子,比我府里的幕僚还灵光。”

婚后的毓朗,不再满足于宗室子弟的安逸生活。他主动向朝廷请缨,参与神机营的训练事务。神机营是晚清负责京城防务的精锐部队,装备了部分洋枪洋炮。毓朗在这里接触到西方军事理论,看着士兵们操练队列、装填弹药,心中感慨:“祖宗的骑射虽勇,却挡不住洋人的坚船利炮啊。”

他开始系统学习西学,从《海国图志》到《普法战纪》,从几何算术到物理化学,甚至请了英国传教士教他英语。府里的幕僚劝他:“王爷是天潢贵胄,何必学这些‘奇技淫巧’?”毓朗却摇头:“时代变了,不变就会被淘汰。”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毓朗上书朝廷,提出“整顿海防、编练新军、开办学堂”三条建议,虽未被全部采纳,却因其见识独到,引起了恭亲王奕欣的注意。奕欣在朝堂上称赞:“毓朗年轻有为,有乃祖之风。”这一年,毓朗晋封“头等镇国将军”,开始在晚清政坛崭露头角。

三、宦海沉浮:从神机营到民政部的实干之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毓朗调任神机营专操大臣,负责整顿营务。他一上任便大刀阔斧改革:裁汰老弱残兵,更换新式武器,制定严格的军纪,甚至亲自编写《练兵章程》,细化到士兵的衣食住行。有老营官仗着资历不服管束,毓朗当即革其职务,说:“军营不是养闲人的地方,要想拿饷银,就得拼命练!”

在神机营的五年,毓朗带出了一支军纪严明、装备精良的劲旅。光绪帝曾亲临检阅,见士兵们队列整齐,枪法精准,龙颜大悦,赏赐毓朗黄马褂一件。毓朗却将赏赐分给士兵,说:“这是兄弟们用血汗换来的。”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惨败,清军海陆两军几乎全军覆没。消息传来,毓朗在书房枯坐一夜,将《练兵章程》撕得粉碎,痛哭道:“练了这么久,还是挡不住倭寇!”痛定思痛后,他意识到仅靠整顿旧军远远不够,必须学习西方军制,编练真正的近代化军队。

他联合兵部尚书荣禄,奏请设立“武备学堂”,培养新式军事人才。学堂成立后,毓朗亲自兼任总办,聘请德国教官,开设兵法、测绘、军械等课程。第一期学生中有后来成为北洋军阀的冯国璋、段祺瑞,他们常说:“毓朗王爷虽是宗室,却比谁都懂强军的重要性。”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侵华。毓朗时任虎神营统领,率部驻守东直门。他深知义和团“刀枪不入”是虚妄,力主“避战求和”,却被主战派斥为“汉奸”。城破那日,毓朗率亲兵与联军巷战,身上多处负伤,最终因寡不敌众撤退。看着火光冲天的北京城,他攥紧拳头,指甲深深嵌进肉里。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推行“新政”,毓朗被任命为步军统领,负责京城治安。他上任后,整顿警察队伍,设立巡警学堂,制定《治安章程》,甚至亲自夜间巡逻,打击盗匪。有次在胡同里抓到一伙小偷,他没有送官,而是问他们为何为盗,得知是因饥荒所迫,便让人给他们些粮食,劝他们“找份正经营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民政部成立,毓朗调任民政部侍郎,后升任尚书。他在任期间,推动设立近代化的民政机构,改革户籍制度,创办慈善事业,甚至主持修建了北京城的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看着电车在街道上缓缓行驶,百姓们欢呼雀跃,毓朗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四、家庭温情:王府内院的烟火人间

毓朗与正福晋伊尔根觉罗氏育有三子一女:长子恒耆、次子恒馞、三子恒锟,女儿恒慧。侧福晋颜扎氏为他生下四子恒鋆。虽是宗室王爷,毓朗却不似其他贵族那般严苛,对子女的教育更重“实用”与“品行”。

他为子女聘请的老师,既有教国学的老秀才,也有教西学的留学生。每日清晨,他会亲自检查孩子们的功课,若发现敷衍了事,便罚他们抄写《朱子家训》,说:“学问好坏是其次,做人的道理不能丢。”

长子恒耆性格沉稳,像极了伊尔根觉罗氏,毓朗便让他协助管理府中事务,学习理财。恒耆十五岁时,毓朗带他去户部实习,说:“钱要花在刀刃上,百姓的税银,一分都不能乱花。”

次子恒馞喜欢军事,毓朗便送他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临行前,他摸着儿子的头说:“去学真本事,但记住,你是中国人,不能做对不起国家的事。”恒馞后来成了民国时期的陆军少将,始终铭记父亲的教诲。

三子恒锟体弱多病,毓朗便请了西医为他调理,还教他学画。恒锟的花鸟画颇有灵气,毓朗常把他的画作送给友人,骄傲地说:“我这儿子,虽不能驰骋沙场,却能以笔墨养心。”

女儿恒慧是毓朗的掌上明珠,他没有像其他宗室那样将她许配给权贵,而是让她自己选择夫婿。恒慧后来嫁给了蒙古亲王那彦图的儿子,夫妻恩爱,毓朗常说:“女儿家的幸福,比什么都重要。”

伊尔根觉罗氏去世后,毓朗未再续娶,只留侧福晋颜扎氏打理内院。颜扎氏性情温顺,将孩子们视如己出,毓朗常对她说:“辛苦你了,这个家,离不得你。”

每年除夕,毓朗都会带着全家人在祠堂祭祖,讲述肃亲王家族的历史,说:“祖宗的荣光,不是让我们炫耀的,是让我们时刻记得肩上的责任。”

五、宣统朝局:摄政王时代的肱骨之臣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溥仪即位,载沣出任监国摄政王。毓朗因老成持重、熟悉政务,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成为载沣的重要助手。

此时的清廷,已是风雨飘摇。革命党人频繁起事,地方督抚拥兵自重,财政危机日益严重。载沣年轻识浅,常向毓朗请教:“静兰(毓朗字静兰),你说这残局,该如何收拾?”毓朗总是回答:“稳住人心,整军经武,徐图改革。”

他力主重用年轻官员,提拔了一批留学归来的人才,说:“不能总靠咱们这些老骨头,得给朝廷注入新血。”他还建议载沣“收拢地方兵权,统一财政”,却因触动了袁世凯等地方势力的利益而未能推行。

宣统元年(1909年),毓朗兼任军谘大臣,参与编练新军。他制定了《陆军军官学校章程》,在保定设立陆军军官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他常去学校视察,对学生们说:“你们是大清的希望,要忠于国家,保卫百姓。”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革命浪潮席卷全国。清廷乱作一团,载沣急召毓朗等大臣商议对策。毓朗力主起用袁世凯,说:“如今能调动北洋军的,只有袁世凯。先平叛,再图后事。”载沣虽不情愿,却也只能采纳。

然而,袁世凯复出后,一面镇压革命,一面逼迫清帝退位。毓朗看穿了他的野心,多次劝载沣:“袁世凯是奸雄,不可信!”可此时的清廷,早已无力回天。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颁布,毓朗在朝堂上听完诏书,老泪纵横,对着龙椅深深一揖,转身离去。

六、民国岁月:从朝堂到江湖的落寞坚守

清帝退位后,毓朗辞去所有职务,回到肃亲王府,过起了隐居生活。昔日车水马龙的王府,渐渐冷清下来,只有几个老幕僚和家人陪伴左右。

他不再过问政事,每日以读书、写字、下棋度日。府里的藏书被他重新整理,那些关于军事、民政的奏稿,他看了又看,时而叹息,时而沉思。有人劝他:“王爷,时代变了,该放下了。”他却摇头:“有些东西,不能放。”

民国初年,袁世凯想请毓朗出山担任清史馆馆长,他婉言谢绝:“我是大清的臣子,不能做民国的官。”张勋复辟时,派人来请他参与,他也拒绝:“此等闹剧,只会让宗室蒙羞。”

日子虽清苦,毓朗却坚守着宗室的气节。他变卖了不少古玩字画,却始终保留着肃亲王的世袭印章,说:“这是祖宗的信物,不能卖。”他教育子女:“不管是大清还是民国,做人的本分不能丢,爱国的心不能变。”

长子恒耆在民国政府的财政部任职,清正廉洁,颇有毓朗之风;次子恒馞在陆军部供职,治军严格,深受部下敬重;三子恒锟成了画家,以卖画为生,日子清贫却自在;女儿恒慧则致力于慈善事业,救济贫苦百姓。

1922年,毓朗的身体日渐衰弱。他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便召集子女,留下遗嘱:“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不要惊动官府。墓碑上只写‘清宗室毓朗之墓’,足矣。”

七、暮年余晖:乱世中的风骨长存

1923年,农历癸亥年的春天,北京城的海棠开得正盛。毓朗躺在病榻上,看着窗外飘落的花瓣,忽然想起了六十多年前,父亲华丰抱着他在王府花园里赏花的情景。

弥留之际,他让家人取来那本宋刻本《资治通鉴》,翻到“安史之乱”那一页,对守在床边的恒耆说:“国家兴衰,在乎民心。失了民心,再强的军队、再深的根基,也会崩塌。”

说完,他缓缓闭上了眼睛,享年六十四岁。

毓朗的葬礼简单而肃穆,前来吊唁的多是前清旧臣和他当年的学生。段祺瑞亲自为他题写墓碑,上书“清故军机大臣肃亲王毓朗公之墓”,字里行间透着敬重。

他的子女们遵照遗嘱,将他葬在肃亲王家族墓地。墓碑没有雕饰,没有铭文,只有朴素的石质,在风雨中沉默矗立,像极了他一生的行事风格——不事张扬,却自有风骨。

八、历史回响:宗室重臣的时代剪影

毓朗的一生,跨越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见证了晚清从内忧外患到最终覆灭的全过程。他不像恭亲王奕欣那样锋芒毕露,也不像庆亲王奕匡那样贪婪**,更不像载沣那样优柔寡断。他是一个实干家,一个在乱世中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宗室重臣。

在军事上,他编练新军,创办军校,推动了晚清军事的近代化;在民政上,他整顿治安,发展实业,为北京城的近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在为人上,他清正廉洁,坚守气节,赢得了朝野上下的尊重。

然而,个人的努力终究难以抵挡历史的洪流。毓朗的改革措施,如同在即将沉没的巨船上修补漏洞,虽延缓了沉没的时间,却无法改变最终的命运。他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也是所有试图在旧体制内寻求变革的人的悲剧。

如今,肃亲王府早已成为北京市的文物保护单位,府内的亭台楼阁依旧,只是换了主人。偶尔有游客驻足,听导游讲述这里曾经的故事,或许会有人问起:“毓朗是谁?”

他是一个被历史尘埃掩盖的名字,却也是晚清政坛上一道不可磨灭的剪影。他的实干,他的坚守,他的无奈,都化作了历史的注脚,提醒着后人:在时代的洪流中,个人的选择与奋斗,纵然渺小,却也闪耀着人性的光辉。

毓朗的故事,就像王府里那棵百年的海棠树,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沉默地见证着王朝的兴衰,也沉默地诉说着一个宗室子弟在乱世中的家国情怀与人生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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