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法兰西公社中央医院,重症产科急救室外走廊。
1938年4月25日,凌晨三点。
走廊里的灯光白得刺眼,冰冷地映照着光洁如镜却仿佛凝结着寒意的水磨石地面。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消毒水气味,几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其间还隐约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却更令人心悸的血腥气。时间仿佛凝固了,每一秒都如同一个世纪般漫长。
急救室门上那盏刺目的红色“手术中”指示灯,像一只恶魔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一群或站或坐、但无一例外都面色凝重、焦虑万分的人。
路易和薇薇安几乎是同时赶到的。两人脸上都带着彻夜工作后的深深疲惫,路易的军装外套随意搭在手臂上,领带松垮;薇薇安则依旧穿着她那身一丝不苟的深色套装,但冰蓝色的眼眸下是无法掩饰的倦怠和此刻强烈的担忧。
他们是刚结束在波旁宫一场关于北欧代表团援助细节的马拉松式会谈,正准备返回住处休息时,接到了这个如同晴天霹雳的消息。
“到底怎么回事?”路易的声音沙哑得厉害,他靠在冰冷的墙壁上,手指无意识地用力掐着自己的眉心,试图驱散因极度焦虑和疲惫带来的眩晕感。
他的目光死死盯着那扇紧闭的门,仿佛想穿透它看到里面的情况。
薇薇安没有立刻回答,她只是双臂紧紧环抱在胸前,薄薄的嘴唇抿成一条苍白的直线,同样一眨不眨地看着急救室的门。她的脸色比平时更加缺乏血色,如同覆盖了一层寒霜。
作为联席会议的核心执行者,她习惯于掌控局面,但此刻,这种完全失控、只能被动等待的感觉,让她感到前所未有的无力和焦灼。
艾蕾·斯卡佩尔-沃克紧挨着丈夫夏尔·沃克坐在长椅上,怀里紧紧抱着因为被匆忙带来而仍在熟睡的女儿索莱伊。
小家伙似乎感应到周围紧张的气氛,在睡梦中不安地咂了咂嘴。艾蕾下意识地将女儿搂得更紧,仿佛要从这小小的温暖身躯中汲取力量。
她抬起头,琥珀色的眼眸里充满了难以置信和恐惧,声音带着颤抖,像是在问别人,又像是在安慰自己:“安娜她……平时身体那么好……研究起来几天几夜都不喊累的……不可能有事的,对吧?一定会没事的……”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变成了哽咽。
夏尔·沃克一手揽住妻子的肩膀,给予她无声的支持,另一只手则烦躁地松了松领带。作为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秘书,他深知巴黎周边治理的复杂性,此刻脸上写满了沉重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
“是我们管理有失……”他低声对路易和薇薇安说道,语气沉重,“对偏远城镇的管控和基层建设,还是出现了漏洞……才酿成今日之祸,连累了安娜同志。”
而最痛苦的人,无疑是威廉·罗斯柴尔德。这位年轻的不列颠联盟驻法大使,平日里总是带着几分青年才俊的从容与傲气,此刻却像一尊瞬间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像,瘫坐在离急救室门最近的椅子上。
他英俊的脸上毫无血色,金发凌乱,西装外套皱巴巴地搭在椅背上,双手死死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他一遍遍地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撕心裂肺的悔恨:“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是她的丈夫……我明明知道她怀孕后期需要特别小心……我竟然……我竟然没有好好看护她……而是……而是去管那些该死的闲事!”
他的自责如同潮水般涌出。就在昨天,他接到报告,位于巴黎东南方约五十公里处的枫丹白露镇,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事件。
几名在当地进行学术交流的不列颠联盟公民,因无意中卷入当地一个与部分**镇官员有勾结的黑市商人团伙的纠纷,遭到非法拘禁和威胁。
受害者侥幸逃脱后,历尽艰险才跑到巴黎的英国大使馆求助。作为大使,同时也是第三国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非常任干员,于公于私,威廉都无法袖手旁观。
他本以为凭借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力,可以迅速解决此事,为同胞讨回公道,也能顺带敲打一下公社基层治理的薄弱环节。
他投入了全部精力去交涉、施压、协调公社内务部门,却完全忽略了家中已怀孕近九个月、需要陪伴和照顾的妻子安娜。
“事情我也听说了,不是你的错。”妮可莱拉站在一旁,她的脸上没有了往日的活泼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混合着愤怒和同情的凝重。
她握紧了拳头,棕红色的短发似乎都因怒气而微微炸起,“这是你作为大使的职责所在!保护本国公民是天经地义!要怪,就怪那些无法无天的蛀虫,怪我们没能把基层的污泥浊水清扫干净!”她的话语犀利,带着她特有的直率和不羁。
站在妮可莱拉身边的鲍里斯,这位高大的俄罗斯演员,此刻只是沉默地用自己的大手紧紧握住妮可莱拉微微颤抖的小手,用无声的行动给予她支持。他灰蓝色的眼眸中充满了对朋友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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