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奖金秤
张芹的死,像一块巨石投入表面平静的染缸,在车间里激起了无声而汹涌的暗流。
恐惧在甜腥的空气里蔓延,女工们窃窃私语,眼神躲闪,操作机器的手明显变得迟疑。咳嗽声依旧此起彼伏,但更多时候被压抑在喉咙里,变成一种沉闷的呜咽。
厂里很快有了“说法”。周建国阴沉着脸,在车间门口贴了一张盖着厂办红章的通知,措辞冰冷而程式化:张芹同志“突发急病,不幸身故”,厂方“深表痛心”,并“依据相关规定”给予一次性抚恤金若干元。
通知最后,用加粗的字强调:生产任务紧迫,望全体职工化悲痛为力量,坚守岗位,确保订单按时交付。
没有追悼会,没有原因调查,只有冷冰冰的“急病”二字,像一块肮脏的抹布,试图擦去“孔雀蓝”留下的所有痕迹。
抚恤金的数目更是少得可怜,甚至不够张芹那个刚上小学的儿子读到初中。
压抑的愤怒和绝望像无声的瘟疫在车间里滋长。
女工们看向周建国的眼神,不再是过去的敬畏或服从,而是充满了冰冷的恨意和一种被出卖的麻木。
然而,周建国似乎找到了另一条“稳定人心”的捷径。几天后,染缸区域旁边,破天荒地支起了一张长条桌。
桌上放着一台老式的、秤杆乌黑油亮的磅秤。秤盘里没有砝码,取而代之的是一摞摞崭新的、散发着油墨味的钞票——十元一张的“大团结”。
周建国站在桌后,脸上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手里拿着个铁皮喇叭。他身后站着两个面相不善的男工,像是监工。
“都听着!”喇叭把他的声音放大,带着刺耳的杂音,在机器的轰鸣中强行撕开一道口子,“张芹的事,厂里很痛心!但生活还要继续,厂子还要发展!为了体现对特殊岗位的关怀,厂部决定——”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那些神情木然、眼神却不由自主被钞票吸引的女工们。
“从今天起,染缸工序的工人,每天额外发放特殊岗位津贴!按出勤和产量算!”他拿起一叠钞票,在手里掂了掂,发出哗啦的脆响,那声音在甜腥的空气里显得格外诱惑。“多干多得,现发现结!绝不拖欠!”
人群一阵骚动。
麻木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丝波动。
是贪婪?
是挣扎?
还是一种被逼到绝境后的自暴自弃?
“排队!一个一个来!领了钱,签个名!”周建国提高嗓门。
短暂的死寂后,一个瘦小的女工低着头,第一个挪动了脚步,走向那张堆满钞票的桌子。
她的背影佝偻着,步伐沉重,像走向刑场。有人带头,后面的人便如同被无形的线牵引着,慢慢地、沉默地排起了队。
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和压抑的咳嗽声。
磅秤的秤砣被移开。周建国亲自拿起一沓钞票,放在秤盘上。乌黑的秤杆翘起一个微小的弧度。他看了一眼刻度,又从手里抽出两张,添上去,直到秤杆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点。
“王翠花,半天班,五块!”他报出一个名字和数目,声音毫无波澜。
叫王翠花的女工,正是那天在张芹身边手足无措的其中一个。她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听到自己的名字,身体几不可察地抖了一下。
她低着头走上前,不敢看周建国的脸,伸出枯瘦的手,飞快地抓起那几张薄薄的钞票,像抓着一块烧红的烙铁,迅速塞进自己油腻的工装口袋深处。
然后,她用颤抖的手指,在一个脏兮兮的登记本上歪歪扭扭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下一个人,同样的沉默,同样的迅速抓钱、签名。
队伍缓慢地向前移动。
钞票在秤盘上被称量、分发,如同在交易某种冰冷的商品。空气里钞票的油墨味,与染缸散发的甜腥毒气、机器的机油味、棉絮的灰尘味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象征着堕落与死亡的气息。
梅小艳站在不远处的络筒机旁,冷眼看着这一切。她看着那些朝夕相处的姐妹,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此刻像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麻木地走向那张堆满钞票的桌子,伸出她们布满茧子、甚至已经染上蓝渍的手,去接那用健康和生命换来的“津贴”。
她的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留下几个月牙形的血痕,却感觉不到丝毫疼痛。
只有一种冰冷的、足以冻结血液的愤怒在她胸腔里翻腾、冲撞,几乎要冲破她的喉咙。
就在这时,一个染缸工位的男工领完钱,手里还捏着几张钞票,脸上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兴奋,快步走向旁边堆放半成品染料的区域。
那里放着几个敞口的大桶,里面是刚刚从染缸里捞出来、还滴淌着浓稠“孔雀蓝”染液的沉重纱锭。这些纱锭需要转移到烘干区。
男工显然想多拿一份计件工资。他嫌戴手套碍事,竟直接赤手伸进了那桶幽蓝的、散发着刺鼻气味的染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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