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台阶前那猝不及防的一跪,像一盆冰水,瞬间浇灭了梅小艳心中刚刚燃起的胜利火焰。那几声带着绝望的“没活路了”的哀求,远比法庭上陈伟民的狡辩和王富海的指认更让她感到刺痛和沉重。
法律的判决黑白分明,扞卫了正义,却似乎并未能熨帖生活的所有褶皱,反而将那些更底层、更无奈的生存困境**裸地推到了她的面前。
她没有立刻去搀扶,不是出于冷漠,而是那一刻,她自己也因这巨大的反差和沉重的现实而有些无措。
身边的梅小红眉头紧锁,下意识地想上前理论,被林秋律师轻轻拉住。
记者们的镜头敏锐地对准了这戏剧性的一幕。
小艳深吸了一口气,压下翻涌的心绪,走上前,没有先扶人,而是用清晰而平静的声音对跪着的工人们说:“你们都先起来。解决问题不是靠跪的。法院判的是禁止侵权,判的不是不给你们活路。”
她的声音有一种奇异的安抚力量,那些工人们面面相觑,迟疑着,最终在那位中年妇女的带领下,慢慢站了起来,脸上依旧满是惶恐和迷茫。
“作坊不能再生产假货,这是底线。”小艳看着他们,目光扫过那一张张被生活刻下痕迹的脸,包括那个曾经对她举起剪刀的年轻人,他此刻低着头,不敢与她对视,“但是,活路,是人走出来的。你们先回去,容我们想想。”
打发走那些工人,面对围上来的记者,小艳只是简单表示“尊重法院判决,相信法律公正”,便和小红、林律师迅速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她知道,真正的难题,现在才刚开始。
回到合作社,胜利的喜悦早已被沉重的思考所取代。
王大姐她们围上来,得知法院外的插曲后,也陷入了沉默。有人嘟囔着:“他们造假还有理了?差点把我们逼死,难道还要我们帮他们?”
这话代表了不少人的想法,一种受害者情绪下的理所当然。
小艳没有立刻反驳。
她召集了所有人,就在工坊里,周围是那些熟悉的针织机和半成品。
她拿起一双精致的正品“云绣”袜,又拿起一双粗糙的假货,将它们并排放在桌上。
“姐妹们,”她的声音有些沙哑,却足够让每个人听清,“我们赢了官司,保住了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心血。这很重要。但是,大家想想,为什么王富海的作坊能那么容易就找到人?为什么明明东西那么差,还能卖出去?甚至……有人会为了它,拿起剪刀,或者向我们下跪?”
工坊里鸦雀无声。
“因为便宜?因为穷?因为没别的办法?”小艳自问自答,“都有。但这不全是他们的错。如果我们只是把他们打倒了,踩下去,毁了他们的作坊,让他们彻底没了指望,难道就不会有下一个王富海?下一个造假作坊?我们防得住吗?我们‘梅家云绣’的品牌,难道要一直活在打假和提防里吗?”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位工友:“刚才在法院外面,我心里很难受。我们坚持的‘诚信’,我们想守护的‘尊严’,如果它的对面是绝望,是‘没活路’,那我们的坚持,是不是也少了点什么?爸的日记里说‘诚为本,信立身’,但这个‘本’和‘身’,是不是也应该有点温度?”
梅小红一直沉默地听着,此刻她抬起头,眼神亮了起来:“小艳,你的意思是……?”
“二姐,”小艳看向她,思路越来越清晰,“你在超市不是一直想搞‘扶贫专区’吗?你说过,堵不如疏。假货的源头,其实是贫困和没出路。那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变成真的?把那些只会生产劣质货的作坊,变成我们的……合作伙伴?或者,至少给他们一条能走正路的机会?”
“合作伙伴?”王大姐失声叫道,“小艳厂长,这…这能行吗?他们那手艺……”
“手艺可以教!标准我们可以定!”小艳的语气坚定起来,“他们缺的是技术,是标准,是稳定的订单和合理的价格,而不是坑蒙拐骗的心思!如果我们能以合作社为核心,统一原料采购、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品牌销售,把一些简单的工序、或者技术要求不高的产品,外包给这些家庭作坊,让他们按照我们的要求做代工,我们严格质检,合格的就收购,贴上我们的标。这样,他们有了正经收入,我们扩大了产能,还能从源头上减少假货!”
这个想法太大胆,太出乎意料。
工坊里顿时议论纷纷。
有人赞成,觉得这是大格局,能解决根本问题;也有人反对,担心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担心质量把控不了,反而砸了招牌。
梅小红却猛地一拍手,眼中满是激赏:“好!小艳,你这个想法好!这才是真正的治本!这不就是以前大厂带小厂的联营模式吗?只不过我们是用品牌和标准来整合!这事我觉得可行!我们可以先试点,找几家态度好的、愿意学的作坊合作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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