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承烨的圣旨如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在朝堂内外激荡起层层涟漪。“天下设堂”之策的最终确立,象征着皇权对皇后林晚夕及其所倡导的蛊医之道的最高背书,任何明面上的反对之声都不得不暂时蛰伏。然而,政治的妥协并不意味着思想的统一,更不意味着学术分歧的消弭。当外部的压力稍减,太医院内部,那潜流暗涌多时的学术理念冲突,终于无可避免地浮上了水面,并迅速升温,演变成一场公开而激烈的论战。
这场争论的根源,深植于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哲学体系。传统医学,源远流长,讲究阴阳平衡、五行生克、四诊八纲,用药遣方注重君臣佐使,强调循序渐进,固本培元。其理论体系宏大而精微,历经千百年实践检验,早已深入人心,成为医者奉行的圭臬。而蛊医之道,虽亦古老,却因长期被蒙上神秘、诡异甚至邪恶的面纱,其理论核心更偏向于“以奇制胜”、“以毒攻毒”、“以微澜引动洪流”,利用蛊虫、蛊植乃至更精微的“蛊”之概念(能量、信息)来干预人体,手段往往直接、迅猛,甚至在某些传统医者看来,近乎“霸道”而“险峻”。
《净雪蛊经》的颁行和蛊医科的设立,像一股清新的、却也带着刺骨寒意的风,吹进了太医院这座代表着帝国最高医学权威的古老殿堂。起初,碍于帝后的权威以及北境战事的辉煌成果,大多数传统医官选择了沉默观望,或仅限于私下议论。但随着“天下设堂”的推进,尤其是蛊医科开始接诊更多来自宫外、病情千奇百怪的病例,并取得一些令人瞠目结舌的疗效时,这种沉默被打破了。疑虑、不解、甚至是被挑战权威的恼怒,开始在一些资深太医心中滋生、蔓延。
争论的导火索,是由一例来自陇右道的奇症患者点燃。
患者是一名年轻的采石匠,在一次山体小规模滑坡后被救出,表面仅有些许擦伤,但归家后却日渐萎靡,食欲不振,夜间惊悸盗汗,浑身肌肉不受控制地轻微震颤,且体温异常,时高时低。当地郎中断为“惊悸伤神,邪客少阳”,用了安神定志、和解少阳的方子,却毫无起色,病人反而愈发虚弱。
病人被家人千里迢迢送入京城,经人引荐,最终辗转来到了太医院蛊医科。
接诊的是蛊医科一位新晋的年轻医官,名为秦夙,心思敏锐,对《净雪蛊经》中关于“瘴蛊”、“石精之异”等篇目颇有钻研。他仔细检查了患者,尤其关注其瞳孔反应、舌苔细微色泽变化以及脉搏中一种几不可察的、类似金石摩擦的奇异涩感。随后,他动用了一种名为“引脉蛊”的微小蛊虫——此蛊无色无味,能融入患者气血,感知其体内异常的能量淤积点。
引脉蛊最终在患者肝经与胆经的交汇区域,反馈出一种极其微弱但异常尖锐的“金石煞气”反应。秦夙结合患者职业与发病经历,判断其并非普通惊吓或外感,而是在滑坡时,无意中吸入或经由皮肤渗入了深埋地底、蕴含特殊“金石之毒”的微尘。这种毒素极其微量,传统诊断手段难以捕捉,却如附骨之疽,缓慢侵蚀人体元气与神经,故表现为种种怪诞症状。
秦夙的方案,并非用药石直接攻伐或补益,而是选用了一种名为“噬金蛊”的温顺蛊虫。此蛊以微量金属元素为食,对人体无害。他让患者服下精心培育的噬金蛊幼虫,辅以调和气血的温和汤药。噬金蛊入体后,便会循着那“金石煞气”而去,缓慢吞噬、分解那些异种微粒。同时,汤药滋养患者亏虚的元气,稳住根本。
治疗过程持续了七日。前三天,患者症状未见明显改善,甚至因蛊虫活动,偶尔感到被噬咬的轻微刺痒感。这引起了负责协同护理的一位传统太医学徒的担忧,将情况汇报给了其师——专精伤寒杂病、素以用药稳健着称的副院判,张太医。
张太医闻讯,亲往探视。他望闻问切一番,见患者形容憔悴,脉象虽虚但并无显着邪实之象,对秦夙所谓的“金石煞气”之说嗤之以鼻,认为纯属臆测。尤其对使用“蛊虫入体”这种方法,他更是勃然变色。
“胡闹!简直是胡闹!”张太医在蛊医科的诊室外,便忍不住对闻讯赶来的几位同僚斥道,“病人本就元气大伤,正气不足,岂能再引入异种虫豸入体?此非治病,实乃引狼入室!若蛊虫失控,反噬宿主,岂非雪上加霜?我太医院立世数百载,何曾用过如此凶险诡异之法?”
秦夙试图解释噬金蛊的特性与安全性,以及其针对性的疗效,但在张太医听来,不过是年轻后辈的强词夺理。争论迅速从个案上升到理论层面。
“尔等蛊医,动辄以‘蛊’为万能钥匙,全然不顾人体阴阳自和之大道!此症明明乃惊悸伤神,波及少阳,导致枢机不利,气血暗耗。只需重用镇惊安神、疏利少阳之品,佐以扶正之药,假以时日,必能痊愈。尔等却行此险招,置病人安危于何地?”张太医须发皆张,言辞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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