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野在练习室中央换了一张新桌子。
那是一张老式课桌,木纹斑驳,边角磨损得发白,是她托江予安从郊区一所废弃小学的仓库里找来的。
搬进来那天,他没多问,只是默默擦掉桌面上的浮灰,指尖在抽屉滑轨上顿了顿——那里刻着几个歪斜的小字:“李小雨爱钱老师”。
“就它了。”林野说。
她把那摞泛黄的旧作业本一本本摊开,铺在桌面中央。
纸页脆得像秋末的落叶,稍一碰触就发出细微的裂响。
四角压着文具:一支削好的铅笔,橡皮边缘早已磨圆,红笔与蓝笔并排而立——全是母亲当年批改作业的标配。
连摆放角度都复刻了记忆里的模样:红笔微倾,指向左上角的姓名栏。
墙上的告示是她亲手写的,毛笔字有些颤抖,却一笔不苟:
“这里不打分,错了可以擦,也可以不擦。”
底下还贴了一行小字:“纸很薄,一擦就破——但没关系。”
江予安来的时候,正看见她蹲在地上整理电线,连接一台老旧的录音播放器。
他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才轻手轻脚地走近,放下一个牛皮纸盒。
“我娘留下的。”他说,“六十年代厂里用的复写纸,三层碳粉的那种。她说……有些话,写了自己看不见,可印出来,别人就能读。”
林野抬头看他,目光落在他袖口露出的一截绷紧的手腕上。
他知道她在想什么——他也曾是个不敢说出“妈妈死了”的孩子,在亲戚家饭桌上被人夸“懂事”,却在厕所隔间里咬着手背哭到窒息。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打开盒子。
里面是整整齐齐叠放的复写纸,淡蓝底纹,边缘微微卷曲。
最上面一张,竟有极浅的字迹残留,像是多年前谁写过又撕走的信。
那天晚上,练习室空无一人。
她将第一张薄纸铺好,对着麦克风念出那句早已熟稔于心的话:“你小学三年级,数学考了87分,我把卷子撕了。”
声音经过合成处理,变成一种毫无情绪起伏的女声,平淡得近乎冷漠。
她设定了定时程序,每日开馆前播放一遍,不预告,不解释,像一次无声的叩门。
第三天清晨,保洁阿姨打扫时惊呼:“本子上有字!”
林野赶到时,阳光正斜斜切进窗棂,照在那行新添的墨迹上。
依旧是周慧敏的笔体,但比之前更稳了些,涂改的痕迹少了,末尾甚至试探性地续上了半句:
“……我怕你不如别人。”
她没哭,也没笑。
只是静静看着那行字,仿佛看着一座终于松动的冰川。
第七天,同样的句子再次出现——这一次,工整清晰,再无迟疑。
两个版本被她并列打印,装进透明亚克力展牌,命名为《修正过程》。
展牌下方,她写道:
“她不是在改字,是在学怎么不说谎。”
消息不知怎么传开了。
来看展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多是年轻女性,有人驻足良久,眼眶发红,悄悄在留言本上写下自己的“未完成句”。
周慧敏来那天,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手里拎着那个用了二十多年的粗布袋。
她没看展牌,也没读文字,只盯着作业本看了许久,忽然从袋子里取出一张泛黄的试卷。
纸面有明显撕痕,边缘参差,又被细细粘好,胶水发褐,像一道陈年的伤疤。
正是那张87分的数学卷。
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把它放在作业本上,恰好压住那行“我怕你不如别人”。
那一刻,林野没有上前拥抱她,也没有流泪。
她只是转身走进控制室,启动投影仪。
扫描后的试卷缓缓浮现,在墙上放大、定格。
接着,第一版颤抖的手写字浮现其上,重叠交错;片刻后,第二版平稳的笔迹也加入进来,三者交织,如同一场跨越二十年的对话。
光斑流转,影影绰绰。
有人后来回忆说,那天下午的练习室安静得不像人间。
只有投影机风扇轻微的嗡鸣,和窗外偶尔掠过的风声。
而墙上,母亲的字迹一遍遍修改、覆盖、低语、承认,像荆棘深处开出的第一朵花。
闭馆前,林野拆下那张复写纸,夹进新的空白作业本里。纸面空白
也许很快。
江予安是在一个微雨的傍晚提出来的建议。
他站在练习室门口,手里握着一杯温热的豆浆,雾气模糊了眼镜片,声音却清晰得像一滴落在石上的水:“你有没有想过,把‘错误’本身变成一种声音素材?不是修饰过的、疗愈性的那种,而是……真实的中断、卡顿、说错重来——所有那些我们想藏起来的声音。”
林野正对着投影校准最后一帧画面,闻言指尖一顿。
她没回头,只是轻轻按下暂停键,让那行颤抖的笔迹定格在墙上。
“你是说,建个‘错误声音库’?”她问。
“对。”江予安走近几步,将豆浆放在旧课桌上,“就像你的作业本一样。不评分,只存在。人们不需要完美地表达,也可以被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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