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清晨,阳光斜切过窗台,落在那盏手工信灯上。
铜质灯身泛着温润的哑光,刻痕细如发丝,几乎要隐入金属的肌理。
“请让它,在十二月十五日那晚,单独亮一次。”林野读完这行字时,指尖微微发颤。
她不知道是谁寄来的,也不认识十二月十五日这个日期背后藏着怎样的呼吸与眼泪。
但她知道——这不是请求,是托付。
她把灯轻轻放在工作室中央的长桌上,像安置一个沉睡的孩子。
监控画面还停留在昨夜那一幕:整条街的信灯在流浪猫触碰温感区后,接连微闪三下,如同某种沉默的回应。
而此刻,城市尚未苏醒,只有远处高架桥上的车流声隐约传来,像是生活的背景音。
手机震动。
市政热线转来一条紧急反馈:已有十七位市民提出类似诉求——为逝去的亲人、错过的爱人、未完成的约定,申请“专属点亮时刻”。
有人想要在清明零点亮灯一分钟,有人说孩子夭折那天是9月3日凌晨4点17分,请让那盏灯只为他亮一次。
“系统无法支持个性化排期。”技术员语气冷静,“信灯网络基于热感应与低功耗触发,若加入定时独享机制,负载会崩溃。”
林野盯着屏幕上的数据流,心口忽然一紧。
荆棘纹身从锁骨下方蔓延至肩胛,丝丝刺痛。
她闭眼,听见自己童年日记被烧毁时纸页蜷曲的声音,听见母亲说“情绪不能当饭吃”,听见父亲拧动水管接头时那机械的咔哒声。
如果连备伤都要排队审批,那我们还剩下什么?
江予安进门时正看见她蜷坐在椅子上,手指按着胸口。
他没问,只是走过去,将一杯温水放她手边,然后打开投影,调出过去一周所有信灯触发记录。
“你看这些闪光。”他声音很轻,“不是规律的,也不是随机的。它们像……心跳。”
林野抬头。
“也许问题不在‘什么时候亮’,而在‘为什么亮’。”他说,“如果我们没法满足每个人的具体时刻,能不能创造一个共同的停顿?一个谁都可以走进去的空间——不规定内容,只提供时间。”
“你是说……统一纪念日?”
“不是节日,不是仪式。”江予安摇头,“是一次集体的暂停。三秒也好,五秒也罢,足够让人想起一个人,而不必解释为什么眼眶红了。”
林野怔住。
那一刻,她仿佛看见小时候那个躲在钢琴后面的自己,在母亲怒吼“再错一遍就打断你的手”时,多么希望整个世界能突然黑下来——哪怕只有三秒,也好过独自承受。
可她迟疑了。
创伤怎么能被标准化?
母亲周慧敏的耳光、父亲林国栋的沉默、她因焦虑症发作被送医那晚走廊里飘散的烟味……这些疼痛如此具体,如何能塞进同一个“三秒”?
直到几天后的深夜,一场意外停电席卷城区。
没有预警,全城骤然陷入黑暗。
林野站在阳台上,看见街道两侧的信灯竟在同一瞬自动亮起——因备用电源启动,滤片受热显影,墙上浮现出一句句未曾预设的话:
“妈,我学会做饭了。”
“对不起,我没等到你说愿意。”
“今天是我离婚第三年,但我终于敢一个人看海。”
更让她震撼的是居民后来的留言:“那一刻,我觉得不是我在用灯,是灯在抱我。”
原来,共情从不来自精确对焦,而是源于一种共享的失重感。
当所有人同时跌入黑暗,反而看清了彼此的存在。
第二天,她向市政提交方案:每月最后一个周五晚九点,全市信灯主动断电三秒,再重启。
期间,滤片余温形成的光影残迹将在墙面停留至少十秒,成为临时的记忆墙。
电力公司驳回三次:“无实际功能。”
她在第四次听证会上只说了一句:“它功能是——让活着的人,记得怎么停。”
最终获批。
消息公布的当晚,林野回到老厂房改造的工作室。
推开门,却发现父亲林国栋蹲在主控柜前,正焊接一块新电路板。
焊枪的微光映在他花白的鬓角上,像某种静默的火焰。
她走近,看见板子边缘刻着四个小字:“断电缓冲器”。
“爸?”
他没回头,只低声说:“我加了个模块。断电前半秒,系统会捕捉所有正在显示的光影,存进缓存。重启时,原样复现。”
林野愣住。
“万一……有人觉得三秒太短呢?”她试探地问。
林国栋拧紧最后一颗螺丝,缓缓起身。
他看着女儿,眼神不再是那个永远低头修水管的男人,而是一个终于学会表达的父亲。
“太长了,就成了表演。”他说,“三秒……刚好够想起一个人,又不会痛到站不住。”
风从窗外吹进来,拂动桌上的图纸。
林野望着那块接入主控系统的电路板,忽然明白——父亲不是在编程,也不是在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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