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过后,空气中还弥漫着潮湿的气息。
社区活动中心的老厂房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铁皮屋顶漏下的几道水渍已被标记为“待修”,就像一张未完成的地图。
林野站在门口,手指轻轻摩挲着工作台边缘的那道旧划痕——那是她第一次带人来修灯时,工具滑落留下的痕迹。
电脑上还打开着邮箱里的合作意向书,白底黑字,措辞恭敬而克制:“拟将‘修与说’纳入市政职工家庭关怀试点项目,并提供专项经费支持。”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穿着制服,整齐、规范、无懈可击。
她盯着屏幕太久,眼睛发酸,却不敢闭上眼睛。
她害怕的不是改变。
而是那些只有在黑暗中才敢说出的话,一旦被冠以“计划”之名,就再也没人愿意相信它们曾经真实地颤动过。
江予安进门时带进来一阵风,袖口沾着雨珠。
他没有看电脑,只是看了她一眼,就走到墙边,取下了那张泛黄的照片——《修坏的灯》,拍摄于第一个工作坊的夜晚。
照片的对焦不准,电线裸露在外,灯罩也歪歪斜斜,但灯丝微微发亮,照亮了一双布满老茧的手。
“你还记得那天吗?”他把相框转过来给她看,“你说,这盏灯修不好也没关系,只要它曾经尝试过发光。”
林野喉咙动了动,说道:“现在有人想让它每晚准时亮起,三点零七分开关,误差不超过五秒。”
江予安轻声笑了笑,声音很轻:“但有些光,本就不该被计时。”
他走过来,手指落在她心口的位置,那里有一片淡得几乎看不见的荆棘纹身,曾经密密麻麻像一张网,如今只剩下浅浅的痕迹,就像一场大火烧尽后的灰烬。
“你创建这个空间,不是为了展示治愈的效果。”他说,“而是为了承认——我们都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
林野闭上了眼睛。
她想起了那个焦虑发作的深夜,医院走廊的灯光惨白,父亲躲在拐角处抽烟,烟头忽明忽暗,就像一颗不敢靠近的心。
她也想起了外婆的棉袄,狼妈唯一一次流泪,是因为她说:“娘,我好累。”她更想起了自己蜷缩在出租屋里写小说的日子,每一章都像是把伤口翻了个面,而读者留言说:“谢谢你替我说了话。”
这些都不是可以放进幻灯片里的案例。
也不是能用关键绩效指标来衡量的成效。
所以,当她在排练室看到林国栋攥着讲稿走上临时搭建的台子时,心跳得厉害。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颤抖得几乎拿不住话筒。
“我……我修过三千六百盏灯。”他开口说道,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但我女儿小时候,家里总是黑漆漆的。”
林野没有上前扶他,也没有说话。
她只是从工具箱的底层抽出那卷绿色绝缘胶布——二十年前他用来缠她断线耳机的那一卷,早已干裂褪色,但他一直留着。
她把胶布递过去,什么也没说。
林国栋愣了一下,低头看了看胶布,又看了看话筒底座松动的接口。
他慢慢蹲下,一圈一圈地缠上去,动作笨拙却专注,仿佛在修补某种更深层次的东西。
胶布绕了七圈,最后一圈扣紧。
他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后来我才明白,黑暗并不意味着坏掉。而是在等待有人一起照亮。”
那一刻,林野突然明白了母亲烧毁她日记时的恐惧,也明白了父亲沉默背后的负担。
他们都不是坏人,只是都被困在了一个不懂得表达爱的时代,误以为控制就是保护,逃避就是成全。
仪式当晚,老厂房里挤满了人。
有水电工、护士、教师、外卖员,还有曾经坐在心理咨询室里哭得泣不成声的年轻人。
天花板上的灯全部熄灭,只有几十支手电筒握在人们手中,光束交错,就像星河初现。
林国栋作为特别嘉宾被请上了台。
在黑暗中,他的轮廓显得格外瘦小。
他站在聚光灯之外,声音沉稳而缓慢:
“我一直觉得,修灯的人不应该害怕黑暗。但我害怕。我害怕一开灯,就会照见自己这些年来没有做的事情。”
全场一片寂静。
“所以我一直躲着。换保险丝,接电线,哪里坏了就修哪里。但家里的黑暗,我不敢去触碰。”
一束光缓缓亮起,来自他手中的那支旧应急灯。
光线并不强烈,但稳稳地照在前方,正好落在林野的脸上。
她没有动,任由那光照着自己。
心口的那道浅痕轻轻跳动了一下——不是疼痛,而是一种久违的共鸣,就像断裂多年的电路,终于等到了合适的电压。
人们开始举起手电筒,光束一束接一束地亮起,在空中交织成一张网。
有人低声说起父亲从不曾说过“辛苦了”,有人说起母亲总是在饭桌上批评自己穿衣不够得体,还有人说,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地方,觉得自己不必“变得更好”才能被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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