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之前,曾慕云先由宗怀仁陪着,去钱库看了一下。然后,去了地道里的会议大厅,主持会议。
参加会议的人有:曾慕云、冷双显、张指柔、宗怀仁、两个侍卫、蒙自然和侯佳佳。
宗怀仁首先发言,他说:“春节前,我去了重庆两个多月,对国内局势有了新的认识。今天,结合学校发现的金库,讲一下我的观点。”
想了一下,他叹了一口气,说道:“现今的中国,可谓是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一方面,经过五次围剿,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红军并没有像政府宣传的那样,已经被基本消灭。他们突破了乌江防线,攻占了遵义。接下的战局,应该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了;另一方面,日本关东军于1月15日蓄意挑起了‘察东事件’,要挟政府签订《大滩条约》,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把这两件事结合起来看,政府的决策,出现了三个问题:第一,豺狼环伺,大敌当前,为何不与**捐弃前嫌,合力抗战?第二,国是日非,国将不国,为何仍沉迷党争,争来又有何用?第三,重党争,轻外敌,给人与可乘之机,生灵涂炭,山河沦陷,我们这些可怜的百姓,又有何罪?”
看了看众人,他接着说:“我们都是老百姓,关心家国大事,也关心个人与家庭的命运。按照《中华民国古物保存法》的规定,金库里的钱财,应该上缴政府,让政府用作保家卫国,造福百姓。但是,政府拿到这些钱财,真就能用在百姓身上?如果没有,而是拿去进行党争,资金用错了地方,就是助长他们的歪风邪气,让外敌看清政府假抗战、真内战的底牌,反而下定了全面侵华的决心!那样的话,上缴的钱财,就会害了我们自己!”
曾慕云听了,点头说:“我同意宗先生的分析!这次签订的《大滩条约》,让人在悲愤之余,有了更多的担心:察哈尔沽源,离北平只有300公里,把那里变成非武装区,实际上就是打开了北平的北大门。一旦中日开战,我们在应对策略上,腾挪的空间就严重不足。”
她面带忧色,又说:“春节回北平,我见了不少亲朋好友,大家一致认为:‘九·一八’事件以后,我下决心离开北平,来南京创业,是有先见之明的。时间上,比他们整整提前了两年多。”
想了想,她接着说:“我以前的同事,有不少人家,也动了举家搬迁的念头。这次,有几家还想跟我来南京看看。我知道,举家搬迁,事关重大,于是再三告诉,花露南岗学校已经制定了收缩计划,虽然仍然在招聘老师,但是,不能保证大家在南京扎根。听了我的话,大多数人决定去武汉、重庆发展。不过,还是有一家,他们认为,长江天堑可保南京无恙,已经跟我过来了。”
冷双显听了,想起自己在香山慈幼院说过的话,摇头道:“从地理位置上看,南京相对北平,的确安全一些。但是,比起云贵川来,南京、上海、武汉都不安全。真正打起现代战争,面对坚船利炮,无险可守!”
见众人都看着自己,他又说:“南京、上海是沿海城市,地处开阔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战略纵深不够,敌军的军舰飞机,配合步兵,易攻难守;即便是武汉,虽然有一定的战略纵深,但是暴露性的地形地貌,也极易遭到攻击。”
他接着说:“我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那儿的地势比较平坦,虽然有汉江、长江的阻碍,敌军的地面部队 进攻起来有一定难度。但是,有军舰飞机的轰炸,能不能守得住,还是一个问题。只有到了云贵川,在那种山峦起伏的地方,设立防线,来防守隐蔽,才真正有了与敌周旋的条件。”
想到学校的贫困生家庭,他继续说:“不过,不可能动员所有的中国人,都去云贵川避难。一定会有很多人,因经济或者身体原因,选择留在家乡坚守。于是,怎样在敌占区生存下来,怎样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以后,能让孩子有学可上,让家人有饭可吃,有衣可穿,有病可医,就成了我们面临的根本问题。”众人听了,忧心忡忡地点头。
张指柔边想边说:“能够解决、或者部分解决这些问题,能够做好战时的教育工作,我们今天办的教育,才称得上真正的国民教育。只有这样,所谓的基础教育、平民教育、精英教育才有意义。”
看着会议大厅,她又说:“战时教育首先要解决的,是安全问题。生命安全,生存安全,缺一不可。”
想起学校的财务状况,她接着说:“自从心裁姐去了上海,我接手了学校的财务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有几个情况需要说明:第一,学校的教育资金虽然充足,但充足前提,是政府的金融系统能够正常运转,一旦打起战来,再充足的资金,不能变现,也等于没有;第二,在战争状态下,只有黄金、白银、大洋等硬通货,才能正常使用,种种迹象表明,政府即将进行币制改革,将禁止银元流通,并将黄金白银收归国有,同时,对金银流通实行管制;第三,在战争状态下,同一货币单位的硬通货,购买力一定会大幅下降,用老百姓的话讲,打起战来,粮食衣被才最管用,钱不能当饭吃,当衣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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